电影这一电子传媒的诞生与迅速发展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始自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它基本上是发端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叶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目前普遍认同的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是指在当代都市中，以文化工业批量生产为特征，以盈利为目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为手段、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商品。具有市场化、媚俗化、娱乐化、游戏化、技术化以及生产方式标准化和使用方式上的大众行为等特征。 电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发展的新中国话语中，现代意义的大众文化严格地说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但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譬如曾庆瑞教授和尹鸿教授就当代大众文化思潮下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及社会角色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曾教授将“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结盟来反对“大众文化”，尹教授则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张应辉在《中国电视剧与当代大众文化思潮——兼与曾庆瑞、尹鸿两位教授商榷》中，认为中国当下社会现实里“大众文化”是一个被虚设的语境，大众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话语权，而是不同权力话语集团争相亲和的对象。 本文赞同张应辉所谓的转型期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一个被虚设的语境的观点，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渡入转型期，愈来愈快地转变为商品消费社会。转型期的最大特征就是旧有的体制与现行的体制并存，或者说计划体制与商业体制并存，因此必然出现两种文化情态相反相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官方文化与日益强烈的大众文化共存。落脚到中国电影的大众文化，早已历经了一个曲折的独特发展之路——从30年代中国电影大众文化的成型到新中国十七年工农兵电影大众文化的建立，再到转型期，以西方现代意义的大众文化为参照，中国电影的大众文化只是处于准大众文化的情态。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转型期中国大陆电影的大众文化还处于发展过程，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电影娱乐性观念的提出与电影艺术性的过度追求 新时期80年代中国电影观念的改变与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启动使中国电影涌起了娱乐片创作的浪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阐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电影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影不再仅仅被认为是政治的宣传工具，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商品、一种文化消费样式。 80年代中期中国影坛出现了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1984年电影导演谢飞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关于电影观念的发言，他引用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谢飞认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的电影，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依附于企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承认电影的这一个商品属性，研究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研究观众心理学及电影市场信息，才能保证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据此，谢飞提出了“三个改变”，“首先，应该在电影事业的指导思想与总体规划上来一个变化”；“其次，我们电影创作人员和理论、评论界的观众也应该改变一下，要全面地认识电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电影创作、制片、发行中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变大锅饭的现状。”[1] 这“三个改变”的提出表明中国电影观念的革新，即正视、重视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之路是从电影观念的转变开始的。 当时的中国电影创作在经历了最初的“拨乱反正”之后，电影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创作题材趋于多样化，艺术风格趋于多元化，电影语言探索的热情空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电影界；随之而来的是，“艺术性”取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成为衡量电影创作价值的唯一参照，导致了其时大多数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观念普遍持“艺术至上”的态度。这实际上是电影创作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一个个案能说明一些问题。当年周晓文导演一出手就拍出了《最后的疯狂》，之后又接连拍了《疯狂的代价》和《疯狂的旅程》，组成了疯狂三部曲。这三部电影是有着好莱坞主流电影叙事的血脉传承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三部电影也称得上是上乘的类型片之作。周晓文如果照这个路数发展下去，不说是独步天下，也绝对是独树一帜，让自己成为主流电影叙事的类型片大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有很多原因)，周导只是把这几部影片当成进入影坛的手段，然后，他一定要去拍《二嫫》这种第五代路数的电影，让自己成为第五代的集体成员。从此，中国电影少了一个类型片巨匠，第五代导演集体多了普通的一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