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中国的艺术电影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不过，在多元格局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性。五代后的导演先是集中于摇滚青年等个人化的当下经验或者政治年月的成长经验等题材，然后一些导演走出了个人经验，试图表现更为广阔的当代现实，包括被遮蔽的底层题材。底层题材的流行不是偶然，既有五代后导演追求艺术创新的自觉，也有西方电影节口味的明显影响。底层的呈现不但创造了当代艺术电影的题材突破，也为电影艺术超越社会关怀和生存关注，迈向人性和灵魂关怀，实现艺术的高层次境界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底层题材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象征 底层的苦难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成为左翼电影的焦点。左翼电影有相当一部分以城市贫民、农村破产或灾荒为题材，如夏衍编剧的《狂流》和《春蚕》等。左翼电影往往通过结尾困境的解决来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或者表现正确的政治意识。除了政治性电影之外，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也钟情于底层题材，比如罪犯和妓女题材。甚至码头工人这样的题材也被拍成了《码头风云》这样的卖座片。当然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钟情底层不是因为左翼情怀，而是因为“好小伙子”的故事不好看，而底层藏污纳垢且经常上演奋斗和抗争的传奇，具备电影潜力。 很长时间以来妓女就是一种底层的象征，所以许多有着人文激情的电影家都选择了表现妓女这个传统题材，比如吴永刚的《神女》、林权泽的《娼妓》、路学长的《租期》和王超的《安阳婴儿》。妓女这个形象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是变化不大的。中国当代的电影导演们选择妓女来传达底层关怀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民工题材和传统的妓女题材不同。民工题材所折射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文明进程，所代表的是城乡对立格局下当代中国许多人的现实生活。在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之后，农民工一般被称为“盲流”。盲流是“盲目流动”的简称，这个简称反映了底层农民向社会上层挺进的卑微愿望。2002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农民工归入应当给予特殊就业援助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农民工也逐渐地成为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① 在所有的农民工中，煤矿工人职业危险性最高，是最苦的，最底层的。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每年有6000多名矿工遭遇矿难，数字触目惊心。因此矿工就成为了当代中国最底层的时代象征。如果说妓女只代表了千古以来底层女性的悲惨生活的话，那么矿工的苦难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绚丽的繁荣进步事实背后的代价。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矿工的生活是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相连的。表现矿工的电影因此就具有了一种逼真的时代感，虽然这种时代感充满了脏乱的感觉和呛人的气息。 二、几部矿工题材电影的不同追求 近年来有好几部影片都涉及到了矿工题材。在影片《谁是卧底》中，报社实习记者周水明为了争取转正想写一篇有分量的新闻报道，于是不惜用苦肉计去卧底，混到小煤窑当矿工收集写作素材。不幸的是，他成为了当代的“包身工”，被黑心矿主关押在小煤窑下强迫劳动，吃尽苦头。同时卧底的还有一名纪委的同志。后来，他们发动矿工和矿主斗争并赢得了胜利。最后黑心矿主和幕后腐败官员被警车带走，正义压倒了邪恶。当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结局是光明和谐的。但是这种结局太理想化了，“戏”的痕迹太明显了，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却不很真实。其实在电影的原作小说中，结尾和电影有很大差别，也更具批判意义。 在贾樟柯的《站台》里，矿工韩三明为了生存，为了家人能够上大学而无怨无悔地在煤矿入口处签了命贱如草的生死合同，默默地下坑挖煤。到了《三峡好人》中，韩三明仍然是一个沉默质朴的矿工，他挖煤的那家矿场是一个黑矿，“一年要死十几个人，早上下去晚上还不知道能不能上来”。他为了挣钱把老婆赎回来决定再下煤矿。那帮抡大锤的民工兄弟禁不住感叹：“危险呐！”但是，为了生存，一帮人还是随着韩三明远赴山西去随时都可以丢掉性命的煤矿挖煤。影片在提溜着简单行李准备去挖煤的男人们茫然走向远方时戛然而止，留下了一种对这群矿工命运的深深的悲悯和感叹。 不同于贾樟柯对主人公外在言行的客观呈现，王超的《日日夜夜》讲述的是一个内在人性救赎的故事：广生因为与师娘的私情一直对师傅愧疚于心。在一次矿难中，广生没有能够挽救师傅，独自逃出矿难，良心更受谴责以至于面对师娘丧失了性能力。广生后来承包并振兴了煤矿。发财的广生为了赎罪按照师傅灵魂的要求为师傅的傻儿子娶了个媳妇红梅。但赎罪的结果是又犯了一宗相同的罪，广生又与红梅发生暧昧关系。最后广生自我放逐以赎罪。这个关于赎罪和忏悔的故事试图挖掘矿工的内在精神世界，这在中国的底层题材电影中还相当少见。 区别于《谁是卧底》的光明，《站台》和《三峡好人》的冷静，以及《日日夜夜》呈现的人性现实，李杨的《盲井》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在影片中，两个矿工老宋和老唐将陌生的打工仔骗到矿井下杀死，制造事故假象，然后冒充其亲属向矿上索赔讹诈。凶手们得逞之后，找小姐寻欢，寄钱给家人，然后又瞄上了下一个猎物少年凤鸣。凤鸣被他们以“侄子”的名义带到另一处小煤窑。然而老宋却对这个淳朴老实的少年产生了恻隐之心并与同伙产生多次冲突。在井下准备对凤鸣下手时，老宋被老唐打倒，然而老唐自己也被没有死绝的老宋打倒。结果二人同时葬身煤矿内，只有凤鸣死里逃生。影片中两个人性扭曲的凶手那残忍的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充分彰显了煤矿的苦难和人性的黑暗。然而，天良未泯的凶徒老宋多次试图延缓和阻止罪恶发生的安排却显示了导演考验人性的功力。在善与恶的交织挤压中，影片简洁有力、逼真纪实的叙事震撼了每个观众。“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凶恶矿主简单的一句话听来却是那样的令人心惊肉跳。对底层罪恶的冷静注视和对底线人性的强烈逼视唤起了观众对社会弊端和人性丑恶的强烈批判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求。李杨说，“我的电影不是一滴折射海洋的水。我只是想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这是艺术家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