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中，做一个西方中产阶级旅游者，或许会因为与他自己的家乡相似的异域风景而大为吃惊。尽管在跨越国界之后，语言、食物以及信仰等文化特征时常会改变，但是，几乎在每一处新的地方都有熟悉的东西等待着他。人们在家里珍藏着已在世界各国电影院里公映的影碟。旅店里的音乐频道播放的乐曲也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来自家乡的体育新闻在当地的屏幕上播放，来自家乡的流行文化明星的肖像经常被贴在各城市街角的报亭和郊区的墙上。 不仅如此，设想一下有两个人，一个是旅行者，一个是当地人，各自列举他们最敬仰的偶像。这些偶像包括电影明星、音乐明星、体育明星以及电视明星。如果两份名单中出现很多相同的名字，我们不会感到吃惊。或许这些名单里会有麦当娜、里奇·马丁、汤姆·汉克斯、让—克劳德·范丹姆。 这些名单的重合一定给我们造成困惑了吧？那些被传统视为英雄的人——即改变了世界的人，比如政治领袖、公仆、人权领袖和将军，他们在哪儿呢？难道我们都喜欢或不喜欢同样的公众人物吗？在一些大众文化的批评家看来，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的。他们悲叹道：整个世界已经被诱骗而形成了对全球媒体娱乐明星而非真正英雄的崇拜。这些批评家争论道：文化和传媒工业合作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那么一群商业化的肤浅明星如今却成为众所周知的。在灾难预言者看来，明星崇拜（cult of celebrity）已经统治世界， 以至于干扰了正常的价值观和人们清醒的头脑。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关于文化、传媒以及全球化争论的一部分。从上世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真诚而复杂的批评关注，到激昂的演说和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新保守派文化卫士的怒吼与痛斥，明星崇拜的浪潮已经被指责为颠覆了正确的价值观，并抹杀了个体及地域差异。 这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对于明星作用的正确反映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在二战期间发表的文章，力图在某个层面上解释阿道夫·希特勒的发迹。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通过宣传以及当时新兴的电子媒介，像明星一样强加于脆弱的公众身上的形象。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娱乐和传媒在共同利用明星和名人去诱惑大众。对于明星及其潜在危险的观点，为他们最初的分析对象——希特勒的上台和德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观众具有足够的被动性和服从性，只需有效地操纵媒体即可，而希特勒当初的确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于大众文化、传媒和明星的这种悲观看法自二战末以来一直统治着批评理论。尽管不是所有的当代批评理论家都认为明星制造了一种社会不满或政治顺从，但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一些批评家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更推进了一步，认为尽管过去的社会能够把正面的、本质的价值观附着在真正的政治英雄身上，然而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明星崇拜的世界里，形式已代替了内容。这样的只顾表面形式和追求轰动效应，其后果必然导致正确的道德标准被颠覆，从总体上讲，将导致全球性的权威与美德的崩溃。 这个观点曾被用到丹尼尔·布尔斯廷的重要研究成果《形象》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断言现代明星的行为构成了“人类的伪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明星仅仅因出名而出名，而不是像过去时代的英雄一样因实际的业绩或英雄行为而出名（布尔斯廷，1961，第57页）。当代批评理论家斯图尔特·尤恩同意这种观点，即个性已经因明星投射到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形象而与之剥离。他认为，我们需要“形象与意义的调和”，以维持社会健康运转（1989，第271页）。 这个观点也在鲍德里亚的全部著述中得到了响应。这位法国的社会学家指出，明星作为时尚的标志是一种幻象——是与价值观和任何确凿的事实均无关系的空洞符号（鲍德里亚，1998，第6页）。明星是空洞的形象——傻子的金子——迷惑了受众， 但是几乎没有提供给受众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这样一些否定性的理论不是解释全球文化中明星出现的重要意义的惟一途径。是的，明星确实渗透了全球化经济。有名的人在各个国家都能被认出来。他们的形象在传媒、文化产业以及信息技术所驱动的文化经济领域如同通用的货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星及其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深层的含义，也并不意味着明星欺骗了他们的公众，或者也并不意味着传媒时代的明星文化的意义不像先前以“真正英雄”为导向的文化那么重大。 此前有关明星的评论缺少对以下问题的讨论，即现代受众怎样从文化意义上与明星形象相互作用。正如P.戴维·马歇尔在一篇将明星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源泉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为数不多）中的评论，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明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策略”，因为看起来它颠倒了社会等级（明星与传媒公司），忽略了受众（马歇尔，1997，第27页）。虽然，明星是在帮助传媒公司把产品卖给全世界，但他们也的确帮助人们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形成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他们满足了受众的愉悦。因此，认为现代明星制度没有早期英雄崇拜的形式重要或者有价值，是不公平地贬低了当代的身份认同，而且忽视了传媒在后现代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寻找一种略少说教意味的研究现代社会中明星制度的方法，是有必要的。我要论述的是，明星作为想像中的全球化年黏合剂，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现代生活混乱状态下的福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