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这个片子得奖很有意思，之前谢飞老师得金熊的《香魂女》是女性题材，再之前张艺谋得金熊的《红高粱》是民俗电影。你这部片子好像有点集两片之特点，既是女人的故事，又有民俗的东西在里面，不知道国外的评论怎么样？ 王：我当时没有想到会得大奖，以为会有一个单项奖。得了大奖以后，电影节主席的助理讲了几句话，挺逗的，他说，这个奖给你，给这种电影，也许可以让其他中国电影感觉到，以后好好拍电影就行了，不要想太多电影之外的事情。《图雅的婚事》(以下简称《图雅》)其实不是一部处心积虑的作品，它是一部转折性，或说转移性的作品。《白鹿原》在那儿卡了两年，很郁闷。但这时候我对电影的认识有了一个变化，我要拍一个东西，把我对有效的戏剧性叙事的理解和技巧融到一部电影中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效果，有为《白鹿原》未来的电影气质做点试探的愿望。电影节的选片人看完也很意外，和过去中国艺术电影的感觉不太一样。他们过去看中国的艺术电影，首先要沉下来，然后在里面琢磨出点儿文化的东西，而且是相对远的，不太好明白的，也是比较抑郁的。现在的中国艺术电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气质，我们也都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看了《图雅》之后，他们首先在观感上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没意识到看一部中国艺术电影会很畅快，会被剧情牵着走，各个元素都很饱满，而且里面还有点幽默感，这是他们的感觉，其实就是气质变了。原来我们艺术片里的人之所以会成那个样子，是因为导演对里面的人物是怀疑的，导演觉得他的人物应该过另外一种生活，成为另外一种人。而我对《图雅》里面人物的看法变了，她是有毛病，是活的很郁闷，但人生就这样，你没什么可惭愧的。这样一来，影片的趣味就不一样了，人物形象就有意思了。国外报纸评价这是一部可以在欧洲院线，甚至在北美院线放映的电影。原来我们的电影可能把文化意义放在电影之上来看，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你的文化毕竟要通过电影来表述，你要尊重电影本身的规律，至少你要平衡这两件事情。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可能目前的创作环境不够理想，不够完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哪儿的环境是理想和完善的？哪儿都不完善！因为电影注定是个性和体制有冲突的，谁都要平衡这件事情。所以，哪儿的电影导演都会遇到问题。而目前中国的环境已经足以让你用一个正常的心态去对待电影。 吴：在你前一部影片《惊蛰》中，有大量你所谓的东方化的东西，比如完整的婚丧嫁娶的场面，而且非常细节化，它们不是叙事过程而是仪式。《图雅》这个发生在内蒙草原嫁夫养夫的故事，很容易又让人想到这种被无限放大的仪式化的细节。事实上，在影片的结尾还是出现了内蒙古族的婚礼场面。但类似的东方奇观在《图雅》中占的篇幅好像少了。 王：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我说，我以前喜欢中国电影因为它是东方的，人是东方的，景也是东方的，我不能理解，但很神秘，所以我喜欢。而看你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忘了自己是在看一部中国电影，我为里面人物的命运和感情而激动，你觉得失去这个东方色彩，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听了这个问题之后，我特别感慨！我说，听了你的话我很欣慰，我们终于可以在谈中国电影的时候，不用再谈那些乏味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丢掉东方电影的帽子，电影可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交流。比如说为什么要生活？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啊死啊，这些东西。我就是想回到最简单的问题，一部电影本身应该产生的力量。剧作的结构，电影元素的饱满，有色彩地刻画人物……只有这些东西饱满了，你才能突破前面说的那些局限。在拍《图雅》之前，我对自己的电影到底是个什么样，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喜欢那样拍所谓的艺术电影有疑虑。别忙活半天，发现这是有先天缺陷的东西，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到了《图雅》，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把所有的东西放在电影里面来解决，而不是在电影之外去贴这个，贴那个。 吴：内蒙古这个环境会不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他们不会很快地直接进入人物，而可能愿意在环境中找他们理解的东西。有没有想过把这个故事放到大多数观众都熟悉的环境中？ 王：其实我不介意观众进入故事速度的快慢。这个过程看似是慢的，但很稳健。其实我拍第一部电影《月蚀》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月蚀》在当时的电影环境中，有点太超前了。当时大家都还在纪实的时候，你去做一个虚的东西，里面却裹胁了一个很现实很残酷的部分。那是一种很讲究的讲述方式，但那是8年前，如果现在再出来这样的电影可能相对就好一些。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我是希望一开始大家能在这个电影中找到大家以前习惯的东西。首先你要有一个坐标，然后再变化。比如说，我会花一些时间在一开始呈现出中国艺术片典型的气质和场景，然后在这个里面做变化。 吴：你的意思是说，《图雅》的纪实和民俗的部分是在照顾到今天大家对一部艺术电影的习惯认知？ 王：我是指这部影片的实际效果，这样的影片在今天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你要客观地照顾到中国电影创作的实际环境。有些时候妥协并不意味着丧失。当然，选择这样的环境当时也有一个考虑，就是这个环境让我对人性激赏和认同的东西带来一种解放。如果放到城市里面，给观众这样的故事，观众很快就会进入道德分析中去。为什么我没有放到青草蓝天那样的草原上？这是一个道理，那样的环境不给你提供一种极致的困境，你故事的可信度就弱了。道德分析很讨厌，我根本就不想让观众在“嫁夫养夫”这样的故事里面，再去分析什么道德不道德。图雅这么做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是什么理智的选择。故事的关键是人在这样的故事里面都经历了什么。就是人的生命力嘛，生活都变成这样了，她依然能够生存。图雅也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尽管围巾裹住了余男多一半的脸，但掩饰不住这个人物的美感，这是很迷人的一种气质。如果不放到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我做不到。如果选择汉族的环境，我觉得我没有力量突破一些东西，会背离我对人性的认同，会显得图雅这个人太特立独行了，而削弱了对于生命力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