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市场转型，“历史转向”和“文化转向”相互策应，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在这个大背景下孕育而生。所谓历史消费，也即消费历史，把历史史实、历史言说进行各种形式的“戏仿”、“歪说”，并夹杂各种文化消闲的噱头于这些“戏仿”、“歪说”之中。中国当下，伴随着消费对象的不断“越界”，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呈现出日渐明显的泛化态势。消费历史的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消费主义特点之所以“风行”，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的易操作性、易模仿性。它遵循一套简便易行的文化模式，只要严格遵守，就能适应社会大众的欣赏心理，就能创造票房，产生“晕眩”效应。鉴于这种形势，本文针对中国当下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的主要文化模式进行剖析与批判，以资对思潮研究与文艺创作有所借鉴。 一、“配方”化与“怀旧情绪” 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好莱坞电影的“配方”化生产所造出的种种流行的电影类型片系列。其实任何流行的文化思潮，都有其固定的“配方”模式。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也有自己的程式化配方。好莱坞的“配方”化生产常常选择被广泛接受的题材作摹本，抽取其中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核心要素(例如，传奇主人公、有波折而完美结局的爱情、些微的暴力、色情成分等等)重新搭配组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予以再现。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依然如此。但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主要的摹本从“历史”与“消费”这两大母题出发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有个顺序，即先选择比较有广泛影响、有大众接受基础的历史题材，再结合消费类型题材要素与之进行组合。这样，历史消费主义的“配方”就是历时性与现时性相结合的流行“配方”了。例如电影《英雄》选择的是大众熟知的“刺秦”历史故事，却改编成现代的武侠类型，几个刺客之间演绎了几段多角恋关系——尽管最后被自反性拆解为凭空虚构，但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偶像明星的客串，加重了“言情”的渲染。又如电视剧《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取材于感动中国大众的历史故事，先占了一个大众传播的心理优势。然后结合当下大众“看热闹”的消费需求，让温文尔雅的梁祝有了一套花拳绣腿，一出经典的文戏硬塞进了武打暴力的“佐料”。这样的历史传奇故事，既煽情，又好看。尤为甚者，近来国内大兴“经典”的消费戏说“热”。《沙家浜》、《红岩》、《潘金莲》等一系列具有历史性的经典，都在历史消费的思路下，被改编成“配方”式类型。这些历史消费主义“配方”，遵循着比好莱坞“配方”还低俗的模式化。有人曾对此类“配方”予以经典的概括：“不过，看了几例，便知道了这些戏说或新编的基本诀窍：一是内容泛性化，二是性爱多角化，三是人物粗鄙化。把握了这几点，特别是‘泛性’加‘多角’，只要这么一‘化’，无论什么经典都可以胡来，可以戏说、新编。”[1] (P435)也正是这种吸引人“眼球”、赚人“眼泪”、讨人“开心”的消费主义“配方”，把历史题材改编成一种“历史背景”，进而成为一种虚拟历史——力图唤起的不是观众的“历史感”，而是对不可再度追寻的过去的“怀旧情绪”。 怀旧是一种人们对逝去时光的共有情绪，但这种共有情绪却极具个人化色彩，因为它不需要遵循什么真实的逻辑，因而也可以任意曲解、消费，只要似曾相识。例如新近上映的电影《美人依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都截取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场景作为“怀旧”的参照背景，虽然演绎的不是“历史”，但却始终有一种历史中个体无奈的淡淡忧愁弥漫其中，让观众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对旧时代的“感伤”。这种感伤的怀旧情绪，和我们时代今天进入新世纪、社会转型为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势又极为契合，似乎有“共通之情”。当然，只要这种“怀旧”不触及作为宏大叙事的“正史”，一般都无可厚非。可是，事实上，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思潮侵袭之下，“怀旧”正和怀旧式演绎历史纠缠在一起，人们很难分清是在书写历史，还是在抒发一种历史感伤情绪。由湖南卫视与上海嘉禾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唐情史》，融合古装历史与现代言情于一体，以唐代历史上一系列名人间的“男女之情”为主线串联历史。“情”，尤其是“令人感伤之爱情”在这部连续剧中成为历史演义的主动力。这部让你大为惊奇的“皇室家庭戏”最为吸引人的固然是无中生有的名人感情的野史，但是如果没有正史的搭配组合，也唤不起人们对过去的辉煌历史的感叹与感伤。“怀旧”在这里又悄然转换成“怀情”。但这毕竟是在演绎历史，历史可以解说，却不可重组，尤其是不可貌似严肃地以消费式组合历史。 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曾说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取代丹东，路易勃朗取代罗伯斯比尔，1849—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2] (P603)马克思的话是针对历史上切实发生的事实而言的。第二次历史事件模仿第一次历史事件之所以看起来“搞笑”，在于第二次发生事故之时，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不同于第一次的改变，貌似事件的历史本质已经有了天地之别。就影视艺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而言，也存在着第一次与第二次之别。影视剧作所谓的“第一次”再现，是紧扣第一次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历史条件表现切实的历史本质真实；影视剧作所谓的“第二次”再现，则仅仅是对事件形式的简单模仿，无视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与历史本质。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无疑属于“第二次”再现，因为它将“第一次”历史事件的历史条件已经更改为消费时代下的历史环境，将“第一次”的历史本质已经借消费的噱头化为虚空——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给人的审美效果只能是历史的笑剧。鲍德里亚在评说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一次，他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回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3] (P99)这种回忆，确切说是一种丧失了历史根据的情绪上的“怀旧”。据于此，鲍德里亚认为：“因而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成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3] (P100)历史消费主义影视剧正是秉承这一主旨，将历史当下化、生活化、消费化，最终使人们沉湎于历史消费的消费迷局之中，而忘却了现实性的基础，“从中我们不应只简单地看到对过去的怀念：透过这一‘生活化’层面的，是对消费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定义，即在否认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3] (P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