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多次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如改编自陀斯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白痴》、分别改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和《李尔王》的《蜘蛛巢城》和《乱》等。在这些影片中，黑泽明以日本民族的视角来把握原著，拍出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日本特色，被广为称颂。从2004年至2006年的短短三年里，中国电影人就拍出了三部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影片，分别是徐静蕾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同名小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冯小刚和胡雪桦均改编自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的《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有意无意间掀起了一股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小高潮。在百年电影史上，中国电影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虽然没有一部影片产生过像黑泽明电影那样巨大的影响，却也有很多被人忽视乃至遗忘，值得挖掘的作品。 美国和西欧作品的改编 美国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纵深，探寻留存至今的中国早期电影的断简残片，会惊讶地发现，刚处于萌芽期的中国电影就已经有了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而改编的对象则是美国的侦探小说。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了《车中盗》。该片是根据林琴南、陈家麟翻译的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火车行动》改编。拓荒时期的中国电影选择改编外国侦探小说，其实是由当时观众的欣赏口味决定的。“当时，上海租界里外国侦探片盛行。具有超凡力量的英雄和强烈的感官刺激，吸引了不少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其乐此不疲，心迷神醉。”① 至于改编外国侦探小说，一则是这些小说在普通观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二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照搬外国的一套，再加上剧作十分薄弱，改编外国小说，能有效地弥补剧作的不足，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这部影片中有侦探和动作的情节元素，对于中国侦探、武侠类型电影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 除美国外，中国电影改编法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也很久远。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的《红粉骷髅》即是根据法国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姊妹》改编。该片也揭开了中国电影对法国文学改编的序幕。改编的对象既有莫里哀、莫泊桑、巴尔扎克、小仲马等大师的作品，也有像《保险党十姊妹》、《亚森罗宾》这样的侦探小说。 在早期根据法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中，现仅有1926年明星公司出品的《一串珍珠》尚能一睹原片风貌。《一串珍珠》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名著《项链》。小说在极短的篇幅内对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心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一串珍珠》讲述的是因为一串珍珠项链毁了一个美满家庭的故事。保险公司会计王玉生的妻子秀珍去好友美仙家度元宵，为满足妻子的虚荣心，玉生向友人借了一串珍珠项链让秀珍戴着去赴宴，但不慎被窃。夫妻二人为归还项链，四处借钱未果，玉生不得不挪用公款，最后锒铛入狱，秀珍也靠为人缝衣维持生计，感悟到虚荣的可恶。玉生出狱后偶然得知了当年丢项链的秘密。原来，当年的元宵节聚会上，美仙的男友见她喜爱这串项链，于是雇人偷了去。美仙也为自己的虚荣心深感悔恨，要将项链还给秀珍，但此时的秀珍已将虚荣心完全抛开，不愿接受。编剧侯曜突破了原著文本的限制，“大胆地增添了丈夫为赔项链而挪用公款被捕的情节，重构了影片的叙事”。② 影片对爱慕虚荣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判。而玉生夫妇俩找亲朋好友借钱被阻，以及出狱后找原来的亲友想让他们介绍工作，但那些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导演通过这些场景冷静地揭示了社会上的世态炎凉。影片中的个别段落有一定的创意，如妻子去参加元宵晚会，丈夫留在家里带小孩，导演把妻子的兴高采烈和丈夫带孩子时的手忙脚乱交叉剪辑在一起，形成强烈对比。由于早期电影技术条件的限制，该片的镜头语言比较单一，以固定机位长镜头为主，摄影机只能做简单的左右摇摄。不足的是，原著中对人性进行的深入刻画和揭示在影片中则沦为了简单的道德说教。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多少削弱了影片的内涵，而将近100分钟的情节也稍显拖沓。 此前一年，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拍摄了影片《小朋友》，由郑正秋根据法国埃克多·马洛的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儿童片之一。小说原著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广受欢迎。影片将剧中人物和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放在了中国，且对情节做了较大改动，只突出探讨了法律和遗产的问题。这也符合郑正秋在每部影片中都要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思想。影片公映后，舆论反响颇佳。 抗战爆发后，上海“孤岛”电影业畸形繁荣，中国的电影人没有停止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的威胁下，商业竞争环境中的电影工作者们仍然在改编影片中保持了较高的艺术品位。1938年的《艺海风光》是根据法国梅立克的小说改编，分为三段，由朱石麟、贺孟斧和司徒慧敏分别执导。朱石麟导的“电影城”延续了其一贯的影像风格，以长镜头为主，低机位仰拍，让观众看到了电影拍摄的真实状况和电影人的辛苦。“话剧团”部分的艺术性很强，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交错剪辑，甚至有无痕迹剪辑，非常巧妙。片中还用人的影子来暗指恶势力，这与费穆在《联华交响曲》中的手法类似。“歌舞班”讲的是一个濒临解散的歌舞班为了招徕观众，只能用“香艳、肉感”等字眼，靠露大腿来吸引人，演出虽然获得成功，但有艺术追求的歌舞班导演则离开了，表现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矛盾。 1939年，李萍倩根据法国当代剧作家巴若来的戏剧《托帕兹》改编拍摄了影片《金银世界》。原剧讲述的是忠于职守的小学教师托帕兹最大的愿望是获得一枚教育勋章，却因为拒绝为男爵夫人的孩子修改成绩单而被开除。后迫于生计，托帕兹参与了市议员加斯代尔的一笔肮脏交易，大赚了一笔。就在他受到良心谴责时，却意外的得到了科学院授予的教育勋章。他于是醒悟到金钱是这个社会的主宰。《金银世界》基本保留了原著的框架，只是在其中增加了一个张伯南的同事小赵的角色。在张被解雇后，小赵也辞职了。不同的是小赵投身了革命，张伯南却在郭参议员的一步步引导下，跻身“金银世界”中，飞黄腾达。最后因时局动荡，张伯南的公司破产，他又变得一无所有。当时的上海在沦为“孤岛”后，迷漫着一种享乐堕落的气息，不少富商官宦拼命搜刮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因此，《金银世界》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以讽刺手法揭露了社会现实。影片中，张伯南说道：“违法、贪赃，反而更有人捧我。”“做好人有人同情吗？”这些台词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丑恶世界。由于审查的压力，小赵参加革命这条线表现得并不明显。影片最后，张伯南感叹赵“才是真正成功了”，暗示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这个金钱物欲横流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