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方面讲，1949年到1951年的三年间都是新中国电影事业最好的时期之一。由于刚刚建国，统一思想的工程尚未启动，电影管理体制有待建立。这种历史语境为新中国电影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来自上海的进步影人在拥护新文艺路线的前提下，也坚持为城市市民服务的制片路线；另一方面，政府对私营电影公司的资助，影片审查的宽松（在1950年7月以前，私营影业公映新片均不予审查），① 在为“上海派”影人提供关于新时代的美好想象的同时，② 也为电影的商品性和娱乐性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宽松、管理开放、公私并存、主旋律与多样化和谐共处的局面，促成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非主流”影片的出现，并由此迎来了新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第一波“非主流”的电影路线 这里所说的“非主流”的电影路线，指的是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来自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对新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和主流文艺思想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私营影业的定位、对电影审查的看法，以及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虽然持有这些电影观的人当时的地位、工作、单位和政治面貌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谙电影创作的规律及其商品性质。因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或献议，或撰文，或坚守自以为正确的制片方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非主流”的电影路线上来。 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夏衍等16位著名的电影工作者，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个《电影政策献议》。③ 《献议》在私营影业、电影审查等方面的看法，表现出这些党内人士和进步影人与新政权主流话语的之间的差异。关于私营影业，《献议》提出：“一切私营制片公司，凡致力于进步影片具有成绩之摄制者，应予以积极之扶助。”（第7条）“鼓励并扶助优良之电影工作者，组织合作社性质之制片机构，政府对之应酌予放贷资本，或配给器材。”（第8条）这里所说的“合作社性质的制片机构”，实际上就是电影人自办的股份公司。在这些资深影人看来，私营影业是发展电影事业的重要一翼，政府不但应该“积极扶助”，而且应该扩大这一性质的电影企业。关于电影审查，《献议》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之电影检查制度”（第17条），“为保卫新民主主义之人民政权，防止落后腐化反动思想之余烬起见，影片之评审，实行群众性的自我检肃制度。无论国营或私营制片机构所摄制之影片，应先经由各该机构自身组织之工厂委员会或类似之组织，作民主讨论，然后送交全国电影之工作者工会性组织之专门委员会评审，取得证明，始得公开放映。”（第18条） 与这种“非主流”的管理思路相呼应的是对新中国电影制片路线的构想。新中国的文艺路线要求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对此，史东山、陈鲤庭和文华、国泰影业公司的主创人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史东山认为：“在今天这样的情势之下，特别在城市领导乡村这工作方针之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而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假如我们坚持说‘今后对于工农兵以外的阶层，就拿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东西给他们看就行了’，那无疑是不够的。对于为工农兵利益而参加斗争的同盟军，我们也应该加以鼓励和表扬，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也应该予以‘对症下药’的批评与教育。而对于那些反动势力残余的种种阴谋及其利用各种姿态而出现的身手嘴脸，则必须及时加以揭发或表现出来让群众明白认识。”④ 陈鲤庭等编导提出，“今日电影还是以小市民为主要的城市居民为观众对象”，因为“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思想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影片（指国营影片）不能适应城市居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因此尚不能获得广大的观众”。另外他们提出，“面向工农兵的电影放映队，目前还不可能大量发展”，所以，“认为电影以工农兵为主要观众对象还是几年后的事”。⑤ 文华公司的艺委会在1949年11月拟定的五条制片“纲领”的第四条提出：“一切新社会的新事物，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兵）在革命斗争中和生产建设的伟大事迹，应当在我们描写对象中作头等地位。”第五条提出：“在现阶段我们的作品接受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其中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而他们的思想意识都是比较落后的，根据这个特殊的条件和现有的群众水平，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改造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使他们团结、进步，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是我们目前应尽的责任。”⑥ 国泰公司暗地里给国营和私营分了工，提出了“雨夹雪”的制片方针，即由私营影业下“雨”——拍给小资产阶级看的片子，由国营厂下“雪”——拍为工农兵服务的影片。⑦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十几家私营影业公司中，人才雄厚、拥有制片能力的是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四家。史东山是昆仑影业的创建人之一，陈鲤庭是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主任，文华艺委会的主要成员桑弧、石挥、黄佐临等进步电影人，国泰的主要艺术骨干杨小仲、徐昌霖等人都是资深影人。可以说，上述看法代表了上海派影人和私营影业公司的意见。尽管这些看法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史东山和“文华”同仁从党的利益出发，陈鲤庭和“国泰”诸人多从实际方面着眼，但是，扩大电影的服务范围，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同时，兼顾城市市民和小资产阶级则是他们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