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是一门清冷的学问，难与轰动沾边，因《大国崛起》的播出，一夜之间竟成了“显学”。影片于去年十一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应观众的要求，仅隔数日，便又全片重播。各种报道和评论随之铺天盖地而来，连国外媒体也不落后。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公众的影视兴趣疲劳而挑剔，一部世界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能够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大国崛起》讲述的是过去五百年来九个国家由弱变强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故事。这些“大国”包括：地理大发现时代率先征服海洋的葡萄牙、发现并征服新大陆的西班牙、十七世纪的海洋贸易帝国荷兰、以“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两个世纪的英国、欧洲老牌帝国法国、后来居上并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选择脱亚入欧的日本、创造二十世纪经济奇迹但最终走向分裂的苏联(俄罗斯)，以及仅用两百多年就从殖民地变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这些故事，对学过中学世界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更是常识。影片为何会引起如此的轰动呢？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影片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立意。中国人素来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大国”情结，许多人更是相信，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一个处在“崛起”之中的“大国”往往对其他大国的兴衰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显然，《大国崛起》意识到并及时抓住了这种从上到下的心理认同和普遍的知识需求。其次，影片的构思富有想象力。九个国家的历史被“大国崛起”的主题串联起来，构成一部时光交错、视野广阔的全球故事。故事讲得也很生动，除了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史实之外，如哥伦布道航新大陆、英西大海战、拿破仑征服欧洲、普法战争、明治维新、苏联的五年计划、美国的独立战争等，影片还加入了一些常人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包括：终身未娶的恩里克王子如何改革了葡萄牙的航海技术，精明守信的荷兰商人如何发明了股票交易，英国工厂主博尔顿如何帮助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明治政府士族高官的女儿为何成为日本的第一代纺织女工，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如何隐姓埋名前往欧洲学习造船技术，以及美国女作者塔贝尔如何挑战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等。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给叙事添加了强烈的故事色彩。 学术支持也为影片增色不少。脚本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写作，影片的编导和摄制人员还奔赴不同国家，采访了上百名中外专业学者和外国政要，包括一些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西方学者。如此规模的采访，在国外电视片中也不多见。影片的制作充分发挥了视觉艺术的优势，采用实地拍摄，用电视画面展现外国的历史文献、历史遗址，以及异域文化的氛围，配之以颇有史诗风格的音乐和典雅生动的解说，把那些平常听起来枯燥乏味的史实演绎得栩栩如生。人们尽可不同意影片的观点，但似乎都不否认它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 但是，影片真正引起轰动的原因应该是它对“大国崛起”的历史的梳理和解读。影片的设计和对史料的选择表明：它要讲述一个新的历史叙事，要关注不同的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崛起”的原因，要以开放和坦然的心态直面那些过去被忽视、避讳，甚至批判的历史。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故事中，影片叙述了两国的王室政府如何有力地支持了海洋探险事业，抓住机会，一度瓜分和垄断了世界的商船航线。对于荷兰的崛起，影片关注的是这个欧洲小国如何通过生产技术(高效制作咸鲱鱼)和商业体制(利用股份公司来融资)的革新建立起贸易帝国的过程。英国的故事分上下两集：上集勾画了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的制度变迁史，讨论了君主立宪和议会至上等英国宪政原则的建立，把“和平变革”视为十七世纪英国政治的“最独特的遗产”；下集则叙述了经济崛起的过程，把注意力放在了牛顿的科学革命、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工业革命等内容上。在法国的故事中，启蒙时期的思想(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被看作是法国对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贡献。德国“崛起”的故事主线不是它如何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它如何在李斯特和俾斯麦的推动下走向统一，并以科技发明和重视教育为基础而后来居上。同样，在日本“崛起”的叙事中，侵略扩张只是以标题的方式一笔带过，真正的重点是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的改革业绩。如果说苏联崛起的故事过于沉重，美国崛起的故事则近乎于浪漫。影片对《五月花号公约》、弗吉尼亚议会的建立、《独立宣言》、联邦立宪、进步运动、新政等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和正面的评价，即便在国内的教科书中，这样的处理也是不多见的。总之，与国内过去的世界史叙事相比，《大国崛起》不仅着眼点不同——它更关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市场、科学技术、教育和各种“英雄”人物(包括君主、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等)的作用——而且在历史解读中尽力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价值中立”，即避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这对于熟悉央视节目的观众来说，突然面对这样的历史叙事，的确是一种新鲜的，甚至令人感到些许震撼的体验。 在多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大国崛起》看成是一种“异类”。它用电视片的形式来讲述世界历史，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世界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其他国家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崛起。但从另外两种意义上看，《大国崛起》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首先，它的立意和构思仍然沿袭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影片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探索和研究历史，而在于利用历史(或者说部分的历史)来说明一种世界观，表达一种政治情绪或者说意识形态。这与我们过去熟悉的实用史学的解释模式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从前有了很大的区别。的确，影片的制作使用了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学者提供的仅仅是历史素材(包括历史解释在内)，他们并不能控制影片的最终成果。无论制片者抱有如何“中立”和“客观”的出发点，对史料和观点进行选择的本身就包含了价值取向。“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其次，在制作形式上，《大国崛起》沿用的仍然是政论片或议论片的模式，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很类似，有些像电视版的报告文学。它的特征是必须使用文学化的思维和艺术化的语言来描述历史和解读历史，它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影响观众，打动观众，为了追求电视的效果，它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史学的严谨、严肃和严格。所以，《大国崛起》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它讲历史，但不是史学。因此，它也不能被当成历史纪录片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