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10年亮相的新纪录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时空中留下鲜明的印迹之后，已渐渐退潮，但是，一个时代的纪录精神不会就这样悄然隐去。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体制外潜行的纪录影像在坚持自己民间化路向的同时，逐渐孕育了新的转向。他们继续着新纪录运动的理想，并且在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那么，中国的民间纪录影像的这种转向呈现何种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对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有何意义？上述问题，需要置放在一个新的社会语境中去解答。 如何转向？ 1.从思考者转向行动者 新纪录运动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是出于对“虚假”和“谎言”的“突破”，① 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东西”②。以思考者形象出场的纪录片人奉“独立”为圭臬：“一条是独立操作，一条是独立思想”③。他们把影像作为独立思考的符号，以拒绝同流的反叛立场，通过个人视角切入历史，潜入中国现实的深厚地层，把中国纪录片从叙事、镜头等技术层面推进到真实、态度等本体层面。对他们来说，解剖当下中国社会，了解现实的真相是最紧迫的问题。他们试图搭建一座通往现实的浮桥，至于过桥之后何去何从，尚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但是，旁观者的角色并不符合新纪录运动的精神逻辑。在长期的贴近观察和现实审视之后，这一批人开始悄悄改变自己的独立姿态。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纪录片人角色的转变，二是对纪录片功能认识的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思考者立场，而是与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结合，从旁观转向参与，从独立走向介入，进入当下中国逐渐高涨的社会行动中。2005年，新纪录运动的领军者之一吴文光参与“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作为总策划推出“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10个普通的农民，在接受培训之后用DV纪录自己所生长的农村，内容涉及村务公开、农民维权、村民自治等问题。同年，纪录片人胡杰作为项目负责人，领导了非政府组织“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GAD网络)举办的“北京+10：中国行动纪录”的培训项目，与欧宁、周浩等民间影像人士在广州对来自GAD网络的11位民间志愿者进行纪录片培训。培训期间他们对摄像基本技巧、纪录影像与民间组织工作的关系、社会性别视角与纪录片拍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06年7月，艾晓明、胡杰等又来到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对来自河南、吉林、新疆等地的9个抗击艾滋病工作者和感染者服务组织进行了三天的录像技术培训，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通过影像发出声音，消除歧视，维护公民权益”④。 在纪录片功能的认识上，民间影像不再满足于做贴在墙上的苍蝇，不再停留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而是致力于解决问题，如“北京+10：中国行动纪录”的口号即是：“民间影像、妇女心声、纪录行动、倡导平等。”⑤ 影像生产逐渐进入民间组织的环保、维权等社会运动中，并改变了传统的拍摄、展映、获奖模式，后期放映成为更重要的环节。例如在怒江水坝论争中，“野性中国工作室”史立红纪录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的《怒江之声》完成后，当地老乡自发进行放映，成为团结失地农民，进行抗争和维权的工具。在“绿色家园”、“地球村”等各方努力下，因修水坝而失去家园的村民最终得到了补偿。在沸沸扬扬的湖南女教师黄静受害案中，女权主义者艾晓明不仅为女性权益四处奔走、在春蕾行动网等网站上发起为黄静家属募捐，同时追踪拍摄了整个事件，其《天堂花园》见证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妇女对司法腐败的抗争以及反对性暴力的行动。作者希望，“该片能展现妇女与法律的文化论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激发对于建立公民社会之可能性的持续讨论”。⑥ 行动中的纪录片人并没有放弃思考的权利，而是在社会行动中从更深的层面提高了思考的质量。“地球村”的负责人廖晓义在从事10多年的环保活动之后，开始了中国人的“精神环保”——制作一部叫《天之道》的纪录片，通过纪录国内外儒道禅义等领域杰出人士的想法、做法，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在多年的环保工作中她发现，环境本质上是人心的问题，环境污染是人心被污染。只有精神家园建立起来，自然家园才保得住。她就是要致力于这个“天道”的挖掘，因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⑦ 2.从个人创作走向团队行动 在新纪录运动中，“个人化”、“独立”是继“真实”之后的典型话语(吕新雨，2003：14)。个人化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即上文所言的“独立操作”)，也是一种精神操守。个人化是在社会体制和文化系统转型过程中，对以往影像生产“集体化”、“主流化”等言说方式的一种疏离。其核心是坚守个人的价值立场，从个人视角，对人性、生存状态、地域文化、人文形态等进行发掘与镂刻，讲述个人感受、体验、理解和叙事——正如原实践社组织人羊子所言：“更注重个人化的表达，强调不受干涉的原创性。”⑧ 许多新纪录运动作品普遍凸显一种强烈的作者意识——“要发出的是自己有个性的声音”。⑨ 从《流浪北京》、《彼岸》到《江湖》、《阴阳》，这些纪录片人进入自己的观照领域，各自挖掘文化地层，相忘于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