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光十色的当代荧屏上，除了那些气贯长虹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外，多数纪录片扮演的都是质朴、低调的角色，一如诚实谦和的“乡村少年”，不惟很少露面，而且即便露面，通常也多在晚上11点半以后，并且没有“预告”，不播“片花”，其不动声色的记录和叙事，其绝无奢华的人物、场景，即使最沉着、最平和的受众也每每会感到它的“枯燥”、“滞缓”和在生活化的画面中的世俗性。 然而，电视艺术的核心诱惑是“讲故事”，它满足的是人们对故事的永不枯竭的渴望，而与电视剧精心构思、巧妙编排的故事相比，纪录片所呈现的是“原生态的”真实故事，它虽然“枯燥”、“滞缓”，但更接近粗粝的生命本身，更符合现代人参照、窥视的心理要求，因而，它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安抚我们这颗浮躁、焦虑有时甚至无所皈依的心。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看——那些被记录的故事，所满足的已不仅是本国受众，而且是全球受众的心理渴求，因而在文化的层面上，纪录片无疑已是民族性格的“显示屏”、民族生存状态的“窗口”。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最有可能获得世界声誉，也最容易打动当下的受众。作为一种以直喻为特征的艺术类型，它摒弃了虚饰、想象和主观渲染，真实地记录社会、记录状态、记录情感，以质朴无华穿透心灵的屏障而唤起人们广泛的共鸣。 然而，在很多时候，包括许多纪录片的创作者在内，相当多的人对纪录片的特性和品格、纪录片艺术魅力的焦点，都不甚寥寥，相当多的所谓“纪录片”仍停留在“专题片”、“纪实片”、“文献片”、“风光片”的层次，而无法依据纪录片的本性，立足于自然的生活流程，逼近受众对生命的深层体悟。一些批评家在评价或讨论纪录片问题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将纪录片与“政论片”、“纪实片”混为一谈，大谈“创意”、“表现”。于是，“纪录片”被抽象成空洞的画面“记录”，其最为生动的构成为主观性的思想和艺术理念所取代。 显而易见，纪录片创作应当重视纪录片的本性。 纪录片最重要的本性是记录，而这种记录是通过“目击性”来保证、体现的。众所周知，“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容虚构事件，基本的叙事报道手法是采访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摄录方法，记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①“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容许虚构事件”，已经将纪录片和电视剧在特性上明确区分开来，而在诸多强调“记录”的电视表现样式(例如电视新闻、专题片、文献片、风光片)中，“目击”性的有无多寡，则成为划分纪录片和其他“纪录性”电视表现样式的“试金石”。 在人类文明许多重要的阶段、非常的时刻，许多改变历史、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进程的事件，我们都没有“目击”；在一些有着璀璨文化的国度、地区，很多荡气回肠、感天地、泣鬼神的情爱故事、勇士传说、命运悲歌，我们都没有“目击”；在大自然中每每上演的无数令我们人类惊叹、称奇的交搏、抗争，我们都没有“目击”……岁月留给我们的只是语焉不详的文字和发了黄的图片，这不能不说是人很大的遗憾。但同时，它也是十分自然的——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我们既然不可能在许多历史节点上无时无处不“在”，我们必然会不断的“缺席”而无法现场“目击”。事实上，也只是到20世纪中后叶，以电视媒介的兴盛为特征的传播时代的到来，才使得人类的“目击”视野被打开，才使得人能够“不在”而得以现场“目击”。这也正是纪录片真正诱人之处——借电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技术特性，纪录片能让我们原生态地窥见一个同类的一段经历、一个故事、一份心情，于是我们警觉了，放松了，开心了，同情了，顿悟了，痛悔了…… 对纪录片来说，“目击性”特性之所以决定着其“记录”与其他相近者的差别，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视像“目击”是纪录片所独有的，它也是优秀的纪录片创作所必须恪守的。所谓“目击”，就电视镜头对对象的审视形态而言，有着十分清晰的内涵——目击”不是“目睹”，“目击”不是“目见”，“目击”也不是“目送”，它在根本特性的层面上提出纪录片若干最重要的艺术呈现原则。 “目击性”，首先标明纪录片的主旨，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在记录和拍摄中发现、抓取、找到，甚至是“意外收获”的。世界上不会有谁有准备地“目击”什么，“目击”一定是突然发生的，目击者碰巧在场。也正因为如此，“专题片”、“新闻片”等具有一定的记录特征的创作往往强调“纲举目张”，表现为“主题先行”，而纪录片作为“目击”是“主题后行”；“专题片”、“新闻片”等样式意在宣传诉求，而纪录片则是思想“浮现”、状态“呈现”。恰恰由于后者给人们提供的是真切的“目击”，它才“满足了部分观众对了解现实的渴望”②。 诚然，纪录片创作需要对题材进行审视，对其记录价值、发掘的可能性和事件走向进行理性判断、思考，甚至对作品有所预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编导者可以对影片的主旨进行预先设计，纪录片开始于采访和记录，这时是既非“编”也不能“导”的，人物和事件“说话”的自由性、随意性是全部记录真实的基础。如果一部纪录片在拍摄伊始，就被划定了明确的“主题”、“任务”，作品就带上了强烈的主观(政治)色彩，其“记录”就会走样，而彻底流于形式。围绕“主题”进行的纪实性叙述再生动，它也是装配的、修饰的、表现的，它无法给人们提供目击性，因而也就不能以原生态的客观真实触动观众的内心世界，使他们产生强烈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