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就全球化语境中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个性、文化走向等诸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较有代表性。一种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世界各民族文化也将相应地趋向同化，甚至，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所谓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实即美国化；另一种意见由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他认为未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以各国间的文化冲突为主导特征，并且，这种冲突将愈演愈烈。 严格考察这两种意见，我们认为，所谓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实质昭示的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个性正在以美国文化为导向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地、大面积地流失，而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冲突加剧说，其实是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上，针对世界各民族为维护本民族文化所作的各种努力，为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所作的一种理论辩护。也正因此，作为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住自己的文化传统、资源与个性，如何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彰显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申述自己的文化诉求，以及如何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同时，为整个世界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而有关“影视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所谓“国家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已有若干探讨，已经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周宁《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想象中国：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中华书局，2001年)，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张昆《国家形象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刘继南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另有论文100余篇。关于国家形象的阐述，较早也较有影响的观点无疑是管文虎先生所提出的，“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1] 在其后的探讨中，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 的意见逐渐为学界广泛接受。这两种意见均有一定道理，但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所谓国家形象的确是在“他者”即外部公众的眼光审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但是，外部公众包含着世界各个国家或民族，由于他们对某一国的了解、认知甚至亲疏、好恶的程度不同，对该国的总体印象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从外部描述某一国的形象，就该国而言，无法获得自我形象的相对完整而客观的认识；而外部公众的总体评价，仅仅是认识自我形象的一个参照，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原初的驱动与最终的目标，而非对国家形象的定义。 那么，如何从内部界定国家形象？管文虎所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显然还比较含混，另有学者认为，构成国家形象的基本要素应包含物质要素、制度要素和精神要素三个方面，所谓物质要素，“是指支撑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和各种物质要素的总和。其中既包括疆域、人口、自然资源，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体育等综合国力要素”，所谓制度要素“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实行上述制度的各种机构设施以及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形式等”，所谓精神要素“包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国家形象在国内民众的文化心态及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3] 应当承认，这一概括是比较全面、具体的，但也仅仅是扣住了“国家”的含义，即解释了构成“国家形象”的内在的物质与精神元素，至于这些元素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形态，即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并被指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这一表述并没有说清楚。具体而言，国家形象的确应该以上述三个方面的要素作基础，但具体到形象层面，还应该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严格地说，国家形象是指能够呈现出该国的国别特征并能够与该国内在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相对应的、凭借其可以引发关于一国的整体想象的、以人、事、景、物为外在表现形态并有着一定系列与序列的具象符号。 之所以说有一定系列，是因为透视一国的形象符号的构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系列。如从纵向角度，可将一国的形象符号分为“历史的”与“现实的”两个部分；从主、客观角度则又可将其划分为“自然的”与“人文的”；而从当代性角度审视，则任何一国的国家形象无疑均由自然具象符号、传统文化符号、现实人文符号等三部分构成。此外，从符号的表现形态来说，可以划分为人、事、景、物四大系列。 之所以说有一定的序列，是因为从广义上说，所有呈现一国风貌的形象符号均可以归入该国的国家形象范畴，但是，由于各种形象符号所承载或发散的国家内在要素含义的强弱，构成一个国家形象的符号依据其与国家内在要素联系的紧密或疏远，又可以区分为若干序列。比如，在人、事、景、物的“景”、“物”系列中，根据与中国内在要素相联系的亲疏程度，或发散国家意义的强弱程度，或外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识别、认知程度，即可将相关的符号依次大致区分为国旗、国徽系列，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系列，故宫、长城、西安兵马俑等系列，上海外滩、上海东方明珠、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等系列，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序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在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探讨中，常常在“中国形象”与“中国国家形象”两个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混淆。比如，在某些论者那里，国家形象是指所有能够引起有关中国国家整体想象的符号，而在有些论者看来，只有那些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相关的符号才可以理解为国家形象，除此之外的符号构成的则仅仅是中国形象。如此区别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显然忽视了国家是一个整体，与国家重大领域相关的符号在被指认为国家形象时无疑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所有其余的符号只要进入到外部公众的视野，其实都程度不同地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因此，将所有的符号按照其所包含或发散的国家意义的强弱分成一定的序列整体地加以考察，相对来说更为科学。如此理解，也是为了能从整个电影实践的角度全方位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