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内容看，目前的中国电影，主流意识的张扬，社会边缘的展示，独立精神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同行不悖，在有限的范围间亦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多元格局。整体来说，影片的人文内涵、文化价值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不少影片都试图注入对生命本体、生存意义、时代面貌、社会痼疾等多个层面的思考，同类题材的影片比以前更为厚重。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深度关注现实，共同关心社会，真诚关心他人”的主旨指引下，关于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问题被提到了前台，在电影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敢于直面现实，不无批判意义，揭示社会弊端的真正“现实主义”电影。《天狗》、《光荣的愤怒》等对现实的反映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平浅的扫描，而确实渗透到当下现实和人性的相当深度，并大胆地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而《三峡好人》之所以打动人，则在于导演对展现的群体有着发自内心的体认，有着对他们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影片中融入了在急速变迁的大时代环境下，对个体命运深刻的思考，其间对于普通百姓的无助、无奈，很能让当下的国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人文触动。同时，它又含有超越具体时空的形而上内蕴，能够让人在更广的哲学层面上，有着深层的感悟。 然而，纵观整个中国电影，在整体的文化根基方面，还缺少清醒意识中的“集体预谋”，因而在取得一定进步的同时尚觉芜杂与乏力。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只在影视创作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而应进行必要且亟须的更高、广、深、大背景下的文化学层面的审视与反思。 文化学层面审视与反思 “与时俱进”是绝妙好辞。但往往容易与貌似而质异的“与世浮沉”乃至“随风俯仰”混淆。而当某种“世相”与“风潮”恰恰与当代文化的历史趋向疏离、滞后乃至悖反时，这种混淆便须正视与警戒了。 “与时俱进”，应指在科学把握时代脉搏、清醒认知历史趋向前提之下的“进”。“与世浮沉”则不大一样：追随时势，趋奉潮流，缺乏根基地与世混同，而毫无宗旨与目标。“随风俯仰”更等而下之：以“适众”为标榜，以服务大众为口号，实则以“媚俗”乃至“惑众”的伎俩追名逐利而已。 有几个词语在讨论下面的话题前，可先确认—— 时代文化：即时的时代文化，指社会成员所处身其间的“现在的”社会文化总体状态。 文化的历史趋向：指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时社会文化“应有的”宏观方向与趋势。 影视文化：即时的影视创作与运作所体现的影视界自身的文化状态。 时代文化与文化的历史趋向之间可能有以下关系—— 两者同一：时代文化状态与文化的历史趋势和谐一致。如我国的盛唐时代，纵然是专制的君主体制，但因其适合当时的历史进程，也便成就了世所公认的文化辉煌。难能重复的“人类童年时期”西方古罗马民主时代的文化繁荣，亦如是。 两相悖反：时代文化与文化的历史趋势相悖。如晚清时代总体的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苟延残喘的封建文化与当时世界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历史大趋势的关系、态势。再如我国“文革”时期的时代文化，亦是。 两者距离：或者是时代文化相对地滞后于其历史趋势的要求，或者是超前于历史发展的阶段。前者，如我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状态。后者，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大跃进时期”的文化形势。 有了对上面两者关系的认知与把握，影视创作者也就有了坚实的文化立足点。具体地说，如果时代文化与历史趋势同一时，影视作品便应积极正面地层示即时文化。如果时代文化与历史趋势相悖时，影视活动就应对时代文化作必要地批判、否定，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健康进步。如果时代文化与历史趋势间有距离(正距离或反距离)时，影视运作就应审时度势，以文化的历史大趋势为基准，对时代文化作相应的裁判与指导。 总之，从文化根基处着眼，在对时代文化的正确认知与对文化的历史趋势的清醒把握上，进而决定当下影视创作的文化职责与应有态势。 当前我国社会的时代文化态势与总体的文化历史趋向之间，可以说尚滞后、隔离。因之，当前影视创作文化对当前社会文化的态度应是——裁判中的推动，启蒙中的升华。而绝不能应付时潮、俯仰世态。在局限与封闭的庐山雾中，企图以片时的操作小技巧，以时政性的制片小谋略，要改变当代中国电影的整体颓势，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看电影不过是一种大众文化娱乐方式而已，好看、好玩，有票房、能挣钱就行了，谁耐烦琢磨这类“经院玄学”？ 的确，电影不能没有商业意识，电影也不能没有产业构成，更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乃至也不能是“批判的武器”。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公器”，它不能脱离时代文化的土壤。电影作为文化产品，让观众“赏心悦目”自然是其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当前，中国电影观众更要求“赏心”——要与时代、与民众的“文化之心”相契合，并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或引领。否则，片刻的娱乐“餍足”，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要想中国的电影事业获得真正的繁荣，就一定要长久地获得“民心”。因之，没有“与时俱进”的自觉与清醒的文化定位，没有电影人“集体无意识间”的文化预谋，难能有大起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