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兄弟俩，兄名刘忆苦，弟叫刘思甜。这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国情。“忆苦”和“思甜”一奶同胞，但一定要苦在前，甜在后。这个前后又有一个铁打的规矩——以1949年为界，如果把这个规矩颠倒过来，就要吃苦头。某老工人老贫农上台忆苦思甜，诉了半天苦，竟说的是那界线之后的事。会议的主持者恼羞成怒，诉苦者即成现行。这种故事在今日是饭后茶余的笑谈，在当年可一点也不好玩。人们以为1952年的院系合并取消了心理学，心理疾病从此求医无门。此言大谬。殊不知，风行数十年的忆苦思甜就是绝好的心理疗法。此法的要诀在于比较——或跟本国的过去比，或跟别国的现在比。此种药方普适而长久，唯一的缺点是不能包治百病。不过，我最近发现，如果采用中外古今相结合的比较法，这一缺点将被彻底消灭。这是邵牧君的书——《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给我的大启示。 在我以前的印象里，好莱坞拍片子似乎百无禁忌，可以批总统，可以骂政客，可以揭露司法腐败，可以痛斥警察恶行，可以搞软硬情色，可以拍两性激情……总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老美简直自由之极。看了邵先生的书才知道，上帝是公平的，老美原来也难受过——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天主教道德联盟、执行局这两个恶婆婆以“海斯法典”为权杖，大施淫威于影业，高扬道德至上；篡改真实为虚假，一味歌功颂德。编导们即使摧眉折腰，仍旧动辄得咎：改编名著、话剧要挨骂，写实主义遭封杀，揭露资本罪恶挨枪毙，社会题材被禁止，谈情说爱不能拥吻，下层粗汉也要举止文雅，不许说“狗娘养的”、“他妈的”一类的话……英雄盖世的八大公司，求为小妇而不得，竟沦为奴颜婢膝之贾桂。看到这里，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腾起一种浩荡的快感——忆苦方能思甜，老美当年的苦日子，足以让国人大开眼界，大获平衡，大感宽慰。 邵牧君给我们举了二十多个个案，说明好莱坞当年在性、暴力、政治、名著改编与社会热点题材诸方面受的苦。兹从中各选一例，以便诸位举一反三。 性方面的典型案例首推《安娜·卡列尼娜》。各位可能会奇怪：这不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吗？写的不是一个追求爱情的贵妇人的故事吗？诸位有所不知，海斯法典是以维护传统道德为己任的，排斥婚外恋情，反对非婚生育，保护家庭完整，而这些都与性有关。恰恰在这些方面，托翁和他的《安娜》都触犯了法典。第一，这是一部表现婚外恋、非法同居和非婚生育的电影。第二，托翁的倾向性——同情敢怒敢爱、反抗传统、追求幸福的安娜；憎恶面目可憎、虚伪乏味的卡列宁(安娜的丈夫)，对迫害安娜的旧道德持批判态度。跟执行局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碰这部作品。可好莱坞的制片人戴维·塞尔兹尼克迷信托翁的名气，偏要把这部名著搬上银幕。 执行局主席布里恩是位铁面无私的主儿，对托翁绝不网开一面。“尽可能地压缩不正当爱情行为的‘细节’：不允许长的谈情说爱的场面，不准热烈地接吻，不准在公园里手拉手地散步，不准恋人多谈他们之间的关系(除非是把重点放在违背社会行为规则的消极影响上)，不准热情奔放地乱转眼珠子……性关系的具体内容是绝对不能触及的。”另外，还要求“从头到尾让犯罪者一直处于受谴责的地位，造成‘千夫所指’的阵势才算合格。”(《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72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这是1935年他给该剧编剧下了的指示。 戴维发愁了——既然要表现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感情发展，就势必得有一些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既然要表现两个自由恋爱的决心，就得描写他们的私生子。既然要批判伪道德，卡列宁的形象就高大不起来。怎么办？制片方考虑下马，编剧要求中止合同。可是公司花了那么多钱，又非干下去不可。戴维死说活说，留住了原编剧，又请了另一位编剧加盟。一干人花了半年的工夫对这部经典进行了“一次阉割和肢解”(第274页)：所有的有助于表现生活复杂性的情节全部删除，嘉宝饰演的安娜成了一个没有责任感的荡妇，渥伦斯基则是一个无赖加花花公子。这对男女从一见钟情到厮混、同居，从私奔、隐逸到公开露面，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舆论的谴责和绅士淑女的白眼。最后，安娜在移情别恋的渥伦斯基面前冲向了迎面开来的火车。而那个迂腐的小官吏卡列宁则成了幸福婚姻与和睦家庭的捍卫者。如此改编的影片，虽然足以把托翁气得再死一次，但确实达到了用高尚的思想教育人的目的。 没有苦，就不知道甜——如果用海斯法典来审查《夜宴》，那么此片不但被禁，而且冯导也要受到停导N年的处分——弑君篡位的皇帝(葛优)把手伸向皇后(章子怡)的酥胸、皇帝为皇后按摩、皇后裸体走向泳池、皇帝与皇后之间关于性的对白，余此等等，在执行局的眼里绝对是淫荡下流、诲淫宣春、败坏世风的东西。中国电影人埋怨审查条例捆住了手脚。看了《安娜》的遭遇，肯定会醍醐灌顶，觉悟到自己原来生活在蜜罐之中。 社会热点问题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华纳公司拍的《矿山怒火》。这是一部描写美国煤矿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影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工人阶级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公司老板的剥削压迫，胡佛政府对他们的疾苦置若罔闻，工会组织松散无力。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又引来了残酷镇压。威廉·曼彻斯特描述了当时的境况：“1969年，美国总统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工业国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那时产业工会中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现代战争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煤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往矿工家里扔炸弹。”“在弗立克矿区，公司派出的凶手守在井口，参加工会的矿工一走出来就被枪杀。”美国工会领导人刘易斯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的工人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悲哀，他们家里的妇女为死者守灵，为生者的前途放声恸哭。”(《光荣与梦想》，第187～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