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一群并非天王巨星级的演员，区区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却创造了石破天惊的票房成绩，真可谓点石成金，一石激起千层浪，石头果真疯了。围绕影片《疯狂的石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们在李今教授的指导下，利用掌握的文化研究理论，对该片的娱乐性以及隐藏在娱乐背后的表征和隐喻特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做了有别于专业影评家的新颖解读。 一、立足于大众的娱乐性 一部电影成功与否，观众心中有杆秤，票房则是最直观的指示剂，从这方面讲，《疯狂的石头》无疑是成功的；而其之所以能够抓住观众，则首先根源于其立足大众的娱乐性。 厌倦了矫情的说教与造作的煽情，对恣肆汪洋的电脑特技也已经审美疲劳，平时绷紧了神经的观众掏钱进影院，要的就是全身心的放松，花钱买的就是乐；可以说，一个“乐”字充当了影片成功的急先锋。 李今教授在《文化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课上为我们介绍了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成为在此进行阐释和解读的利器。霍尔认为，“意义的获得”有赖两个过程，第一，作者通过建构将意义置于符号之中，第二，读者对这些符号进行解码而获得意义。读者在生产意义这一点上与作者同样重要，从任何有用的角度来说，未被消化的接受和解释的各种符号都不是“有意义的”。电影的呈现也是一种符号。《疯狂的石头》是成功的，它的娱乐性立足平民，因而能够很顺利地被观众“解码”，使观众在会心一笑中真正从心底理解并接受。 第一，以重庆话为主体的大众化的语言。 在讨论中，大家都不约而同意识到了重庆方言在影片成功中的作用。来自成都的吴自强同学显然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指出，包括重庆方言在内的四川方言整体上属于北方语系，使用重庆方言能够保证全国大部分地区人民听得懂，满足了“解码”的基本要求；同时四川方言很早就走出盆地，在历史上很多影视喜剧中充当主要语言，例如《抓壮丁》、《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等，都曾在全国观众中产生较大影响，观众们都已有了欣赏以四川方言表演的喜剧的习惯。 事实上，近年来方言影视、曲艺剧目颇为走红。赵本山、潘长江等人的浓重的东北口音的小品业已成为春晚一道必备菜，以东北农家、市民生活为背景的东北味儿电视剧又风靡全国，雪村那句“翠花上酸菜”从东北一直唱到江南；前两年冯巩以天津卫的方言排演的喜剧电影《没事偷着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也深受观众喜爱。即使是冯小刚、张艺谋等大牌导演拍摄的所谓大片里，也不时有操方言的角色，调和一下全剧的口味。这一点也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齐有波同学的分析颇为透彻。他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不同地区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外地定居，面对一个有异于自己故乡的陌生环境，在影视剧中偶然听到家乡话或者类似家乡话的口音，会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同时，日渐剧烈的城市化越来越多地将人们从土地剥离，几千年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积淀的乡土文化心灵结构，也很容易被有着淳朴乡土气息的方言所激起。第二，单纯从语言的角度看，与方言相对的普通话，是在长期以来被定为官话的北京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既定为官话，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就必然会对其中相对粗俗但生活气息丰富、幽默诙谐的话语成分删削掉。重庆因地理的原因在历史上与中原相对隔绝，保存就比较多，尤其一些粗话，荤而不脏，幽默诙谐，我们在《疯狂的石头》中可以很直观地感觉到这种相对原生态的生活语言对感官的冲击力。而且由于这种语言观众听得懂但又不全懂，便如雾里看花，造成一种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理解的张力，有一种相对朦胧的美感，经得起观众回味。 第二，大众化的叙事方式。 你尽可以说《疯狂的石头》在表现手法上的前卫性，但他的叙事方式却并没有脱离大众的基本口味与套路。如今的时代，创新是顶时髦的词眼，但一味求新却也容易陷入窠臼，在影视界便表现为生产了一批与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不相符的所谓大片。创新是要立足于实际的。《疯狂的石头》在这一点上处理的就不错。 匪盗故事在中国的文学叙述、影视拍摄中一直颇受青睐，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题材。最负盛名的如《水浒传》，《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自不必说，即使一些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作品也有“盗”的一席之地。影视剧中此类题材更是不可胜计。《疯狂的石头》以对翡翠原石的“盗”与“反盗”为基本线索和故事框架，显然摸准了观众审美的先验心理结构，有助于观众的接受。 以匪盗故事为线，很容易便可以将人物分为盗与守两派，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塑造与观众的欣赏。中国的文学作品、影视剧习惯于将人物分为截然的两个阵营，从身份上分为贵与贱，从伦理上分为善与恶，从道义上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等等。对此，赵菁同学的论述显然颇具匠心，她甚至由此联想到了近来再度成为热点的红色经典：影片中的人物基本分为两派——好人、坏人，围绕一个宝贝展开激烈的争夺；最后，好人当然在历经险阻之后完成“护宝”的任务，坏人则一败涂地，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很类似于五六十年代以“三红一青”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最常使用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此模式的继承。 故事的发展情节曲折，扑朔迷离，但最终也没有背离中国式叙事的结局模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不少批评家对中国文学中存在的这种大团圆结局的传统颇为不满，以为此背后隐藏的是作家乃至整个民族痛感的缺失，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此一说法有道理，但不全面。大团圆的结局，可以看作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对于幸福的渴望与诉求，根源恰恰在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经历、民族心理；持此论者所持的标准是西方式的，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未免有些生硬，而实践上影响似也不大，对于读者、观众的审美趣味更是影响甚微——观众喜欢看的，还在于喜乐团圆。对此，来自外国语学院的张莹同学深为认可。她认为，影片的结尾，包世宏将真的翡翠给了那位善良淳朴的女友，让人感受到疯狂之外的真实的温情，与前面的搞笑、疯狂相得益彰，错落有致，对于常年生活于紧张、压力之中，厌倦了生活中的丑陋、欺骗的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