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像“需求”的经济相度 全球化的竞争挑起了新的经济问题，这经济问题大大地扩展了物资、物流、资本、技术、劳动、劳动力与产品的意涵；一方面，这些经济范畴过去的阶层关系与模拟性的属性关系，被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策略与市场机制所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跨越不同地理条件与交易状况的多样性及多变性网络，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在各方面——包含文化与艺术的面向——占取了决策位置的同时，也相对地使得原本分属于经济之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与市场都产生着过去所无法意料到的作用。然而，在这些作用的众多现象再现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需求”的繁生；“需求”不再只是过去对应于特殊族群与满足特殊功能的某种推断，也就是从八○年代到九○所谓的“创造市场”，而“生活样式的想象”更可以说是这一波广告化与市场化操作的滥觞。其中的“需求”所创造的意涵比较集中于族群设定的精确化、生活想象的开发与诱导、生命价值的商品化，而这三个相度都指向了“静态”主体的想象，意即完整生命的形塑与象征价值的确立。 然而，这样的需求开发在此之后的发展，却出现了一种转向式的延续，这种延续的特征就在于市场操作仍相信着市场的发生立基于需求的开发，而需求又指向想象的创新；但其中发生的转向在于消费族群不再是一种静态的恒常族群，而是某种特定时空下所能聚集的族群，并且，不再一味强调一种(生活)模式的想象，而是(生活)事件的想象，还有，发生商品化不再只是生命的超感性(象征性)价值，而是不断截入生命恒常的感性价值。如此，需求的开发指向了事件的“诱惑力”，提供的是一种跳脱生活恒常与打破整体想象的“偶发”想象，想象的构成与发生，从主体文本转向情境脉络。只是，这种事件性生命的想象——生机论的想象——并非真正地指向生命的颠覆(不论是否定式的还是流变式的)，而是一种生态的加速：超验性的复苏与消费行为的加速。所以，对此特征的说明需要加注一项：虽然这种转向“浪漫”的生命追求，跟十九世纪哲学的浪漫主义一般，挑起了一种“美学”的转向，但这两次转向中的美学意涵却大异其趣，一是基于历史辩证产生对主体彻底超越(不论是黑格尔或是谢林)，另一则是在一种布什亚所揭露的“安全性”意识形态之下，发展出一种以挑衅或反转主体位置或主体性的“趣味”。“趣味”建构了反叛主体的幻象，满足了“不满于此时此地”的欲望，并以此无穷的游戏保证着无止尽的“需求”，保证着市场经营的永续性。 无疑的，这个发生美学转向的市场策略已然汇合到全球化的经济运作里，趣味所衍生的需求，通过网络的复杂交错而大量地生产出“异类”趣味或“异类”需求，触及到过去市场反应所无法侦测出的个别差异，并以纷然杂沓的方式既分化着既定的文化品味，也以事件的方式集结着“即将”的族群。在“样式”的大量分化及其时间尺度上的压缩，过去由特定族群所保证的有效想象与最低利润却也因此瓦解(除了因为全球化而更坐拥垄断之便的大型跨国企业)，进入到一种“微利”的操作，换言之，用样式替换的速度来累积所得：当需求与利润都是在速度中被实现时，一方面意味着需求与利润并非本质地潜存于物资、产品与消费者，而是在动态的物流、文化价值异动与消费生态下出现了事件性的独特时刻，另一方面，速度与动态使得成本与利润的额度都因为时间的压缩而出现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同调不仅可能削减着利益也可能出现骤然的利益空间。于是，我们不再从单一坐标的延伸来获取容积，而是从不同坐标的短瞬转换中，在行进中的容积差里捕捉到不同相度的容积：简言之，不再从同一性的延展计算量的累积，而是从差异性中集结不同构型的量。 “新”影像的内容：需求、本体与美学 我们便在这样的经济变动中，面对到“影像”的时代，面对到影像的“需求”问题；换言之，在这种流速越来越快的拓扑学中，对于影像的“需求”是一种“事件性”需求，是一种在发展轨迹中不断发生——足以扭转走向、甚至质性——的“新”的需求。于是，我们面对到一种本体式的生成论，一种生成的同时发生了根本——或说激进——的转化。这样的“新”意不再是过去唯心论所诉诸的天赋，也不会是唯物论所侧重的结构与形式，简言之，“新”，不再是形容词格，而是动态中的“独特点”，是行动中的“有效点”：意即“新”是一种介入。如此一来，当我们关注到新影像的问题时，就可以将问题转化为：新影像就是一种影像的介入，也就是足以构成事件的影像。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生产—消费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影像可以不作为任何存在的再现，而作为事件的创生，甚至，该事件性的生成足以“撼动”既定的再现次序。然而，这样一种影像的需求模式，不只是作为一种当代的特殊现象(历史上的)，相反的，不论从“西方”或是台湾的经验来看，它早分别在五、六○年代与八○年代就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德国、南美洲和台湾地区发生；只是那时的“介入—影像”——作为事件的影像——是一种“抗争”的影像，对抗着资本主义与消费社会的“需求”，而不是作为经济现象的自然需求。它，以新电影为名的影像，并不作为一鲜明的全球化现象(地理上的)，而是作为一种影像的“内在平面”：这内在平面足以描述出作为行动的影像，因为内在平面就作为“生成新关系”与“供予动力”的一种时间性平面。总而言之，事件—影像或生成—影像，一方面作为新的影像风格，另一方面往往也作为影像创作得以释放无比能量的“内在平面”。但今天，它却成为全球化时代与微利时代的“再现范式”，换言之，它不再作为内在平面的运作，而几近全然地“实在化”。在这一段概略的脉络性描述之后，如果我们回到台湾的历史现实来看，究竟在台湾发生过怎样的影像事件？而这影像事件又如何影响到影像世界的呈现？事实上，在台湾“当代性”的发展之中，新影像的创生——或说影像介入世界的事件——主要经历了新电影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重要阶段。当然，在时代的推展里，影像的创新常是一种接续性的转折系列，单以两个独特时刻加以论证，并无法完整再现或重建某种历史性的图式，但就构成事件的强度以及之后的影响力来说，我们还是得以标定出这两个特殊的发展，只是，它们并非以“某历史时刻”再现为事件，而是在整个影像动态的内在层面里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