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贾磊磊主编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前言中，将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分为6个时期，即195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时代；1960年代——中国电影的国家时代；1970年代——中国电影的政治时代；1980年代——中国电影的艺术时代；1990年代——中国电影的市场时代；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产业时代。 关于电影史的分期问题，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统一的范式。如何分期主要取决于电影史学家的历史观与电影观，取决于电影史学家究竟在自己的著作中，着重从什么角度、什么方式入手来书写电影史。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是在我国几十年来的电影史研究的背景上进行的，是在总结并汲取了诸多电影史编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本专著中，我们力图汲取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对我国电影历史潮流研究之所长，从中寻找出我们认为适合的研究方法。《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这一选题是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1年度课题立项的。之所以选择本文开头所列的对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分期与命名，和我们总结以往电影史写作的经验教训后确定的写作方法与写作角度有关。以往的诸多电影史研究的确存在着很强的意识形态依附性，而在这本著作中我们力图把这种依附性转为对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的探寻上；并不是要站在今天的社会政治台阶上，对过去的历史事实(影片，电影人物)按照今天的尺度给一个既定的评价，而是站在当今文化的立场上提供一个重新认识电影历史现象的新范式。于是，我们既不是一般地抛弃编年史的办法，把全部电影历史打乱，按照新的观点给予重新组合，也不采取以往许多电影史著作采用的按照政治历史事件与电影发展相对应的方法，再赋予新的观点来建构成篇；而是将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的发展史进行宏观思考，力图抓住某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电影的最大特征，以此为纲，再涉及当时的诸种影响电影的社会、经济、市场、技术等因素，以综合、比较的方式，再以题材、样式分门别类地叙写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 我们将1950年代命名为中国电影的历史时代。这里所指的“历史”有几重意思。(一)指巨大的历史变迁。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成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惟一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整个中国的历史由此而改写。(二)在1950年代，中国电影初步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国有体制下生产、发行、放映的体制。这也是一种历史性成绩，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三)指中国电影也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主题、内容、艺术形式都有历史性的变化。共产党掌握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先考虑的是怎样利用电影作为工具，宣传自己的思想与政策，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服务。 以上述三点为立论基础，我们对1950年代中国电影主题、题材、形式、风格作了集中分析与梳理。1950年代中国电影最为集中的主题是为党歌唱，为共和国呐喊。就其内容而言，主要为四大部分：(一)翻身的颂歌，这是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唱赞歌。揭露旧社会，批判旧社会，庆解放，庆翻身，成为1950年代电影最为响亮的主旋律。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表达，歌颂光明与胜利的活力和浓郁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时开始出现概念化、简单化及宣传味这样的情况，我们以《白毛女》、《我这一辈子》、《龙须沟》为例，对这类影片思想、艺术特色、成就与失误作了细致的比较与归纳；(二)党的政策的颂歌。对土地改革、互助组、三反、五反、反右、大办钢铁、大跃进等政治运动，配合政策的影片进行重新审视，指出这类影片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病较之歌颂翻身类作品更突出，宣传味也更严重。(三)革命历史的颂歌。1950年代是大量歌颂革命历史影片诞生的年代。中国的革命史更多地表现为革命战争史。从《中华儿女》、《保卫胜利果实》、《新儿女英雄传》、《南征北战》到《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董存瑞》、《平原游击队》、《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与战争题材影片几乎占到同期影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类影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基调昂扬向上，正面人物充满理想色彩，但存在着反面人物性格单一和标签化。(四)大跃进的颂歌。这是指1958年大跃进运动前后拍摄的一批主旨是歌颂大跃进、内容也是反映大跃进的影片。这批影片内容惊人地相似，比如劳动竞赛、土法上马、建小高炉、大办钢铁、“三年超英，五年赶美”、“钢铁元帅升帐”、粮食放卫星、共产主义在眼前等，这些情况是由当时的“历史”造成的。 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命名为中国电影的国家时代。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从1960年开始，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了对电影的干预。这种干预有时是正确的，必要的，有时则把电影推入到一个尴尬的处境。比如，1961年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和会议讨论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十条)、《关于加强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意见》两个文件，尤其是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讲话，对于促使电影创作遵循艺术规律办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之后便涌现出一批如《枯木逢春》、《冰山上的来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日》、《农奴》、《李双双》、《甲午风云》《小兵张嘎》、《舞台姐妹》等题材、风格多样的优秀作品。但之后不久，国家意识形态出现了逆转。1964年在全国现代戏观摩大会上，把《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影片打成“大毒草”，同年12月又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批判。电影由此渐渐进入了死胡同，创作数量急剧下降。1964年计划生产故事片45部，实际只完成了28部，从1965年到1966年上半年，仅完成故事片30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