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理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和重要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新创举。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执政党，在取得政权和实施管理的进程中，如何面对国内外的竞争和挑战，如何在本民族传统和国情所规定的历史性情境中，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崛起，是10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同国家中取得胜利之后，执政党面临的一项历史性考验。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剧变，就是执政党在制度建设中失败的例证。它给全人类提出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如何继续稳定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化制度建设、制度文明，增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的问题。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剧烈竞争的新环境中，在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理念，正是这种体现建设的创新和探索，是强化和健全制度文化的努力，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具体途径。 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演变历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经历了并还将经历从初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理念，也不是突然的、未经孕育破土而出的。关于20世纪前半叶是“革命和战争”，后半叶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的概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我国政治家和学者的理论表述之中。发展到今天的“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可以说是近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体制建设实践和经验不断成熟、不断丰富的结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包含着建设和谐文化这一题中应有之义。而这种和谐文化应该是具有现代特色、融合了人类诸种优秀文化营养的新文化。诚然，中国传统文化里不缺少“和”的政治理念和审美哲思。《国语》、《礼记》、《论语》等经典典籍之中，都有关于“惠和”、“慈和”、“政和”、“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等种种表述。但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涵，显然要大大超出古代典籍的文化精神，而是融会、兼具了现代的、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精神资源的文化理念。如果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算起，社会主义文化的探索，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岁月。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中，社会主义文化有自己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失败的历史经验中，就包含着文化建设上的失误、片面和缺陷。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曾经取得过繁荣和辉煌时期。包括苏联电影在内的艺术创造，曾经对人类文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苏联文艺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导致了文艺发展注重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封闭性的局限；文艺风格注重古典性缺乏现代性的片面；文艺事业注重公益性而忽视产业性的缺陷，尤其是苏联文艺忽视开放性、缺乏人类性广阔视野的弊病，使它不仅削弱了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且导致了在冷战格局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被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包围和消融的结果。苏联文化的这些局限性和缺陷，固然有当时历史环境导致的不可超越的时代因素。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新世纪的环境中深入反思，抚今忆昔，就不能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展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文艺发展的理念，不但弘扬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弘扬着民族精神、朝代精神与和谐健康的社会理念，而且表达着广阔的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人道主义、民主观念和审美理想。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不仅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而且是具有现代特色和人类共性的优秀的文化类型，它才有希望、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代表。 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然是出于我国社会面临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经历复杂调整，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迫切，那么，在文化建构和文艺创作上，立足时代，前瞻未来，就成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方面。文艺繁荣有利于社会心理的健康和谐。文艺诉诸爱心，表达我们对于和谐、稳定特别是核心价值的珍视，使各种不平的情感和社会矛盾给以良性的表达、审美地表达，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张扬和抚慰，使关爱和奉献他人的精神得以弘扬，在合理的文化娱乐和文化消费中，拓宽人们的精神空间、想象力和同情心，是文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独特功能。 在现实的电影创作和电影生产中，面临着钟情现实生活和偏重历史情怀、反映当下现实和电影市场效益好坏的实际矛盾，也很自然地关联到创作中的前瞻性文化心态和历史性文化惯性的问题。描写社会变革时代现实人生的电影作品，近年来有长足的进步，清新之作时有问世。《任长霞》、《生死牛玉儒》、《花腰新娘》、《芳香之旅》、《我们俩》、《考试》、《千里走单骑》等，并非直接“配合中心”，却从广义上表达了建设和谐文化、提升人们爱心的宗旨。反映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电视剧《乡村爱情》，轻松愉快地表现了当下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农村改革，是一部广受喜爱的风俗轻喜剧。当然，无论在题材的宽广性和艺术的精致度上来说，即使有以上许多佳作，还不能尽如人意。电影创作如何既能够描写当下社会变革，反映社会转型期各类新人物、新矛盾、新的社会问题，又能从艺术形式上达到满足观众消费和适应市场效益的目标，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种艰难的探索。但是，变革中的我国社会生活、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承担起的负责大国的国家形象、参与的各类政治、经济、军事交往活动，都召唤着影视创作者给予恰当的艺术表现。即使是我国国内的社会生活，变革中的种类人群和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比起以往熟悉的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领域，也显然是陌生而具有艺术风险的题材领域，但却是我们在今后创作中必将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创作课题。而且，这样的创作题材的开拓又必然关联着相应的电影类型的拓展。只有电影题材和电影类型相匹配地开发，才能使当下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作品在传播渠道和市场效应上得到一种跨越性的进展。 电影创作中的历史性文化视角，既是主流文化惯性延续的表现，也是电影工业结构和市场效应现状的反映。表现在两大类作品中：一类是表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斗争、人民革命战争以及反侵略战争的影视作品；另一类是描写中国古代历史帝王将相、宫廷斗争和武侠功夫的历史题材影片，近年来更演变成宫廷权术和武侠争斗相结合的类型综合片。这两类影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内地影视生产中，形成为具有连续性生产的特殊类型，无论从文化心态上还是从电影工业系统上，都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延伸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