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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é），被称为真理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创始人。让·鲁什在巴黎学习的专业是工程，1941年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作为工程师去非洲尼日尔架桥修路。从此以后，尼日尔成为让·鲁什生活、学术与艺术的故乡——虽然他短期回法国参加抵抗运动，或者晚年在法国主持电影博物馆，他认为非洲教给他耐心与直面死亡的智慧。在尼日尔，鲁什热心于人类学研究，电影之于让·鲁什，最初仅仅是一种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后来却转变为表达个人理想的媒介，《夏日纪事》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这部作品开辟了一条电影参与生活、发现心灵的路径，影响所及不仅呈现于纪录片，也呈现于故事片——法国新浪潮便直接受到真理电影的启迪。 2002年4月法国真实电影节期间，84岁的让·鲁什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时，他刚刚与一名年轻的黑人女子结婚，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情绪比较激动。感谢帮助我完成这次采访的电影导演凌飞先生和张战庆先生。 张：您最近拍摄了一部名为《真理比死亡更强大有力》的电影，我们希望了解您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是如何构思的？您拍这部影片的主要目的何在？ 让·鲁什：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我属于怎样一个人的问题。我属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种，我把他们叫做加泰朗（Catalogne）①，他们在西班牙进行了革命。 所有的加泰朗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幸的是他们决定要终止政府的一切权力，推翻所有的政府。那就是说我们是反对所有的政府的。我在法国就是这样做的，从而惹来了许许多多麻烦，直到今天。我料定到这种做法，今后仍然会给我惹来种种麻烦。这就是说，当今我们面对的政府都是建立在一些陈旧的、发挥不了任何职能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的。 难道政府是个教堂，人们要到里面去信仰上帝吗？不！难道这就是宁可相信诗歌，也不相信斯大林的维尔托夫所谓的真理电影吗？是的，我受到过这一学派的培养、熏陶，这一学派中还有几位在世。至今只有极少数人考虑到应该学会组成我们自己的政府。然而，如果不可能组成我们自己的政府的话，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撕碎我们的护照，把它扔掉！我们处于一个任何人都无权掩盖真相的重要时代，实在的事物是最强有力的。 张：您在拍片过程中的激情和感情是如何节制的？ 让·鲁什：激情和感情比逻辑和政治更为重要。当我每天清晨醒来时，我不会为自己生活在世而感到羞耻。我错过了反抗德国人的战争，我曾为当时的贝当将军政府感到耻辱，我曾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而感到耻辱。 张：作为一名电影制作者，您在镜头前对人的存在问题真可谓充满了最深切的终极关怀——不是要单纯地寻求将演员的职业表演付诸于每个人物角色之上，而是要试图表现人物的内在本质，即存在的内核。在这里，我愿烦请您针对我的问题，追根溯源，探寻自己的思想。正如您所知，普多夫金（Pudovkin）曾经注意到那些业余演员在面对一些非同寻常的摄影器械（照相机、麦克风、灯光等）时，完全无法“演绎真我”；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某种扭曲行为的矫揉造作之感，从而产生了一种隔阂。在这一点上，您的经验是什么？ 让·鲁什：好的，我要先谈一下所谓隔阂的问题。你一定很清楚，如果你手持麦克风——像你手里拿着的这个，或者你端着一架摄影机对着别人，这时你会注意到有某种特别的现象会突然降临，原因是人们的一举一动将被记录或摄制下来：人们的举止言行与没有被记录或摄制时的表现大相径庭。然而，我一直对一件事情感到非常奇怪，即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当人们正在接受记录和摄制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往往比平时更加真切。这种被记录和摄制的事实给了他们一种当众表现的冲动和豁达。 首先，当然存在着有意识的“表演”。他们对自己说，“观众在看我，我必须给他们一个好的印象。”但是这种表演只会持续一小会儿，然后非常迅速，他们会开始——也许是第一次真诚的——考虑他们自身的问题，考虑自己到底是谁，开始表现他们的心灵。这种时刻非常短暂，所以必须知道怎样去充分利用。这就是制作一部电影（类似于《夏日纪事》）的艺术表现手法。 接下来，另一件事不期而至。在《夏日纪事》的拍摄过程中，莫兰（Morin）和我一直与那些时刻关注并参与影片进展的人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岁月匆匆，在拍摄的几个月里，这部片子成了他们继续生活的原因。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参与到这场“拍摄游戏”的人们，在看到银幕上的自己之后，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自己曾经极不情愿扮演的人物——对于各自的人物角色，他们当时是那么的浑然不觉，以至于在银幕上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竟然一个个瞠目结舌！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脱胎换骨，去扮演一种与从前的自我不一样的角色！有关电影中的这种现象，我们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