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以戏谑而又严肃的方式演绎了一段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早年的传奇爱情故事：年轻的莎士比亚还是一位声名远不如马洛的戏剧诗人，只能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并且正面临着写作和情感生活的双重危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美丽的贵族女子薇奥拉，两人一见钟情，这一火热的爱情激发了莎士比亚的创作灵感，从而写下了他不朽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莎士比亚已经结过婚了，而薇奥拉也已经被父母许配给威塞克斯爵士，最后二人不得不挥泪分手。虽然，片中的男主人公莎士比亚与女主人公薇奥拉不得不分手的爱情结局让人难免有些酸楚，但这却是一部经常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片。由于编剧的巧妙构思和导演的精心制作，以及演员的出色表演，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① 当然，这部影片之所以受到众多观众的青睐，更多的得益于影片在沿用传统的好莱坞爱情模式中成功借鉴了许多后现代的文本策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令人回味不已。 美国当代新精神分析批评家瑙曼·N.霍兰德（Norman N.Holland）在解读这部电影的时，就曾指出该片具有浓郁的后现代意味，但是由于霍兰德更多聚焦于该片的主题和读者反应的分析，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② 因此，深入探究影片中究竟应用了哪些后现代文本策略以及如何运用它们的，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电影在传统题材（如爱情题材）的表现中所作出的新探索。具而言之，该片运用的后现代文本策略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片在厚描历史中解构历史的客观性，呈现出强烈的自我颠覆性。影片展示的是莎士比亚在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前的一段爱情故事，即发生在1593年的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时代真实存在的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后人知之甚少。而且，莎剧的作者问题在莎学界一直是一桩争论不休的公案。显然，编剧对此相当的熟悉，但影片却无意介入这样纯粹的学术之争，而是仍然沿用传统斯特拉夫派的说法。片中以一个莎士比亚使用的杯子的细节来表明这个莎士比亚的身份，因为杯子上赫然刻写着“艾文河畔的斯特拉夫”。然而，莎士比亚生平中存在的大量空白恰好为编剧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所以编剧在这部影片中大胆地虚构了一段莎士比亚在伦敦的生活。不过，影片的高明之处则在于，它并没有仅仅将之演绎为一段纯好莱坞式的浪漫爱情故事，而是赋予了它更为复杂的意味。一方面，影片努力淡化这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凸显其历史的真实性。为此，该片精心地将这样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嵌入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中：16世纪伦敦的街景，发生于这一时期的剧场之争，16世纪的服饰，16世纪剧场中的舞台和观众，16世纪的戏剧排练和演出……而且，为了营造历史的真实感，影片除了精心打造这些历史场景外，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马洛以及伊丽莎白女王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被有机的编织于故事之中。这一切都符合人们的历史知识，的确给人以历史的逼真感，仿佛历史上确有其事。所以，作为莎学专家的霍兰德也不得不赞叹“这个伊丽莎白的世界确实是伊丽莎白式的”。③ 但是，另一方面，影片在努力厚描历史以给人历史真实感的同时，却又不时在制造插曲让人对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形成了自我的颠覆。一个重要的插曲就是：处于“写作阻塞”状态中的莎士比亚去拜见药剂师，药剂师让莎士比亚躺在沙发床上讲述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经历……药剂师和莎士比亚的谈话显然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法，而药剂师对莎士比亚写作阻塞的分析也完全是弗洛伊德式的，即创作面临的问题源于性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属于精神分析的谈话疗法被郑重其事地置于四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显得异常滑稽。类似的情况在片中还有很多。比如，当汉斯洛向莎士比亚索要剧本时，莎士比亚说：“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④ 然而，这两句台词是出自《哈姆莱特》， 至少要到1601年才写成。于是，我们发现，在这样一种古今错位和杂糅中，影片所要努力展示的历史客观性的一面遭到了自我有意地颠覆。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新历史主义则进一步强调“历史的文本化”、“小写的历史”，历史无非也是一种“叙述”。《莎翁情史》显然受到了这样一些历史观的影响，并以他独特的运作方式表明：为了需要，历史是可以精心制作出来的，历史也是可供人们娱乐和消费的文本。 其次，影片有意模糊真实与虚构、 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 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游戏中抹平文本之间的界限。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中，真实与虚构，艺术与生活，它们之间是存在较为明显的界限的。但是，后现代艺术观则对这一传统的观念予以颠覆，常常有意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后现代文艺术喜欢玩弄互文性的游戏，试图颠覆艺术的原创性观念；因为，既然文本之间是一种互相指涉的关系，也就很难分清究竟哪一个文本是最原初的。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审视《莎翁情史》，我们便发现：影片虚构这样的一段爱情生活，看似是用来解释莎士比亚如何创作出他不朽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仿佛在重申这样的观念，即艺术创作来源于艺术家的生活、虚构的文本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但仔细一想，却并非如此，因为莎士比亚的这段爱情生活其实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虚构的文学剧本中虚构出来的；相对于这段虚构爱情生活，虚构的文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反而却是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是，真实的事件（莎士比亚的爱情）其实是虚构的，而虚构的文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式吊诡。 本来，《莎翁情史》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本，但是编导却有意的让二者相互指涉，不仅让前者在情节上和后者形成对应，而且还让后者的部分内容变成自己故事情节的一部分。这样，两个文本在相互的指涉中，界限变得模糊，陷入到一种相互的循环阐释之中。在片中，镜头不断地在莎士比亚与薇奥拉相会的场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会的舞台排练之间切换。这样，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发展便和莎士比亚与薇奥拉情感纠葛缠绕在一起，莎士比亚虚构的情节（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瑙曼⑤ 虚构的情节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游戏。 在这样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游戏中，传统的真实与虚构、生活与艺术、潜文本与显文本等界限被突破。霍兰德在论及这部影片所表现主题时指出，整个影片涉及众多阻碍的突破，“富裕与贫穷，高贵与卑贱，男性与女性，舞台与生活，演员与观众，过去与现在——所有这些都被突破了，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创作障碍和性障碍”。⑥ 的确，“突破障碍”是这部影片的核心主题，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突破众多阻碍（界限）也是这部影片一个重要的文本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