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到底是否出现过“第六代”？何谓“第六代”？谁是“第六代”？这些可以说仍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尽管批评界一般把20世纪60年代出生，90年代初期开始电影创作的一批导演称为“第六代”，但这仍然是一个过于松散的定义。这些导演无论是从影片主题、美学风格还是文化立场都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如果硬要找出他们作品中的共同性，从而确立一个代系的共同特征的话，我们难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尴尬。踏入21世纪，中国电影学界又出现了“新生代”这个名词，主要用来描述大多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更年轻的一批电影工作者。就好像我们在历史命名上犯的幼稚错误还不够，仍不汲取滥用“新”、“现代”一类词语进行命名到后来所产生的混乱，忘记了时过境迁，“新浪潮”、“新时期”一类名词如今给人们带来的疑惑。 本文通过分析管虎1994导演完成的电影《头发乱了》，并通过与其同时同代的《北京杂种》（张元导演，1993）的文本比较，阐述当年以个性化为标榜的一代年轻人对于电影创作的一些独到尝试。落墨尽管只是一两部影片，本文的意旨却在于提出在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化的1990年代，用代系的观念分析中国电影发展已经不科学，“第六代”更只是一个符码价值远远大于内容涵义的“时髦”名词。当然，如果姑且用“第六代”这个不太科学的名词，在这个导演群中，1990年代初就在国际上稍有名气的屈指可数，张元和管虎却都各占一席。碰巧他们导演的成名作又都是反映都市摇滚歌手生活的，因此曾被广泛地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第六代”导演。尽管他们所代表的“第六代”从来没有在文化或艺术体制上成型过，他们确实应该算是20世纪90年代同龄导演中的佼佼者。有关张元1990年代的其他电影作品，林勇已在另文中作过讨论。[1] 二 管虎1969年生于北京，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2年他为自己的处女作《头发乱了》筹集到独立资金，并顺利地在政府建立的体制中独立完成影片。这部低成本的电影在1994年完成，并于同年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头发乱了》一方面较为自觉地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社会的蜕变，另一方面却又能不流于牢骚与反叛的悸动。影片中，女大学生叶彤从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门户广州回到故乡北京，在医院参加实习。然而，北京早已不是她记忆中的北京，和全国上下一样，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着巨变。她一直思念自己童年的伙伴，回来后却发现他们全都长大了。郑卫东当了警察，彭威成为摇滚歌手。彭威与郑卫东翻了脸，先是郑卫东不能理解和接受彭威使姑娘未婚先孕的“生活作风”，彭威也看不惯郑卫东刻板的行为准则，后来又由于郑卫东未能通融，致使他们另一位发小雷兵被关押，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叶彤尝试着让这两位昔日的朋友重修旧好，而她自己也被彭威的乐队所吸引，迷恋于摇滚乐中寻找黯然逝去的童年。她与乐队一起唱歌，并开始爱上了彭威。可是乐队在当地居民中并不讨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排练的破房子，却又因为成员间吵架意外失火。越狱的雷兵刺伤了郑卫东，在逃跑时又意外摔死。在意外发现彭威与另一女人同床之后，叶彤找到了郑卫东。在她的怂恿与协助下，受伤住院的郑卫东从医院里“逃”出来，在行将拆迁的叶家老宅与叶彤共赴巫山。对爱情和这座城市都感到失望的叶彤决定再一次离开故乡北京，并在临行前的露天校庆晚会上唱了一首摇滚歌曲。 作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拍片的年轻导演，出于突破“第五代”屏蔽的本能，管虎有意地与1984年—1987年间的经典第五代电影（如：《黄土地》，陈凯歌导演，1984；《猎场杂撒》，田壮壮导演，1985）背道而驰，在影片《头发乱了》中避免使用那些电影中常用的象征符号（尤其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仪式和色彩绚丽的视觉元素），削减了表现主义的痕迹，采用较为写实的手法表现他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而影片中较为传统的线性叙事、明晰的影像和流畅的节奏，恰恰也是突破了早期第五代和其他所谓“第六代”电影的生涩（或美名曰“前卫”）叙事新“传统”。 《头发乱了》的确是一部具有很强自觉意识的电影，它不仅如其他“第六代”的早期作品表达了青春期焦躁和迷惘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它企图从历史的视角给这种焦躁和迷惘找出原因以及解决的方式。影片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了繁荣，带来了西方文化，也带来了商业化。剧变之后杂糅的语境令很多中国人感到不适，更令年轻人对历史、对社会有一种空前的疏离感。中年人和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的行为（尤其是彭威和叶彤都沉醉其中的摇滚乐），而年轻人则在摇滚乐中或如彭威那样逃避成长的现实，或像叶彤一般缅怀童年，追求当年未能完成的梦。影片中年轻人的迷惘和叛逆并不是完全缘于本能的青春冲动，而是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影片将近结尾处重复地使用了这样两组镜头的平行蒙太奇：一是郑卫东和叶彤做爱的场面，一是郑卫东怀孕的姐姐及前来看望她的郑卫东的朋友一起看电影。郑卫东的朋友为了给郑的姐姐解闷，带来了一些“史前”的电影胶片，在她家里架起了16毫米放映机。平房中墙上放映的是仅仅十多年前发生却又仿如隔世的历史：长安街两旁洒泪为周总理洒泪送葬的人群；逮捕“四人帮”后长安街上的庆祝游行。这些都是1976年的新闻纪录片片断，这些画面代表了这代人（影片中人物及导演）脑海中有关中国政治事件的最早记忆。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叶彤看着郑卫东姐姐的新生婴儿说：“萍姐，这孩子长大了，肯定不知道毛主席是谁了吧？！”成长于相对比较自由、现代化环境下的管虎，描绘了这样一代年轻人：他们不再为民族的、集体的方向而焦虑，而是为自己的前程、生活和爱情感到迷失。 管虎将历史的变迁、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融入个人的体验之中，既避免流于过度的个人感伤，又脱离了第五代宏大的集体叙事模式。影片结尾虽然没有给这种矛盾一个积极的解决方式，然而这个无奈的结局仍然表现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女主角终于跨出了焦虑的青春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步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人生阶段。而这种人生的成长过程也似乎暗示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这次悸动终将面对的一个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