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土耳其电影在年轻一代导演的努力下有了明显的复苏。由于每年的影片产量极低，面临经费上的困难，迫使这些年轻导演以更高超的专业技能，以对本国社会和政治现实更敏锐的观察，表现出一种新的成熟。除了努里·比尔盖·杰伊兰（《五月的云》）、泽基·德米尔库布兹（《第三页》）、德尔维什·扎伊姆（《大象与草》）、伊尔马兹·阿尔斯兰（《伤口》）这些名字，耶希姆·乌斯塔奥卢也证明了她是土耳其新浪潮中最值得期待的导演之一。 建筑师出身的耶希姆·乌斯塔奥卢，名下已有两部故事片和几部短片。她的第一部故事片《轨迹》，在1994年的伊斯坦布尔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土耳其电影年度奖，但却从未在国内影院发行。故事讲的是一位警探在伊斯坦布尔的城郊调查一起罪案的经过。影片营造的怪诞氛围，在强烈可感的建筑美学的影响下而得到强化。1999年，乌斯塔奥卢的第二部故事片《去往太阳的旅程》标志着她导演生涯的转折点，也为她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除了获得1999年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电影节的最佳土耳其影片和最佳电影导演奖之外，《去往太阳的旅程》还在1999年柏林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欧洲影片以及和平奖，并在世界各地获得超过20种以上的国际奖。 《去往太阳的旅程》讲述了两个年轻人的友情故事，虽然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库尔德人，但原本都住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安纳托利亚，且阴差阳错地来到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库尔德青年贝尔赞的暴死，使得他的土耳其朋友穆罕默德，通过去往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旅行，痛苦地意识到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对立冲突的社会现实。 《去往太阳的旅程》并不是涉及库尔德问题的第一部土耳其影片。1982年，谢里夫·格伦代替当时被羁押狱中的耶尔马兹·居内伊执导了《约尔》，其中有几个段落表现了军队对库尔德人叛乱——即所谓的“走私行为”——的残酷镇压。在荣膺1982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但却被禁影了15年之后，于1999年在土耳其的电影院发行上映。赖斯·切利克摄制于1996年的《让那里也被照亮》，也描写了土耳其军方与库尔德叛乱势力，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战斗，一位土耳其军官与一位叛乱者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在冰雪覆盖的高山上展开。 但是，《去往太阳的旅程》通过一种不同的手法，标志着土耳其电影在看待库尔德问题上的转变。不再拘泥于军方与反叛者之间尖锐对立这种典型关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现状是通过一个普通村民，换言之，即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加以表现的。穆罕默德借助他与库尔德人结下的情谊，逐渐地体味出土耳其的社会现实。通过把这个友情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伊斯坦布尔，《去往太阳的旅程》也探讨了在当今土耳其也很少触及的问题：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库尔德人，为逃避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恶劣处境和战火，他们寄希望于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到更好的未来，可到头来，还是终结于这座城市的贫民窟里。借再现出这样一个“另类的土耳其”的机会，耶希姆·乌斯塔奥卢在土耳其非常敏感的问题——对库尔德人群体的歧视——上采取了明确而无畏的态度。 被宣扬为“一部和平和友谊的影片”，这样一个公开而又明确的讯息当然不会让土耳其人无动于衷。媒体对该片的反应可谓是天壤之别。一些报之以热情的批评家强调的是导演敢于面对问题的“勇气”。而另一些批评家则持相对的否定态度，争辩说影片只表现了在库尔德问题上实行军事镇压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主流批评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去往太阳的旅程》是一部拍给西方观众看的影片，代表的是土耳其的东方观。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被捕，由此引发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美国的发行商都不愿推出这样一部影片。1999年4月，民族主义行动党在国内选举中获胜，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仍然不利于影片的发行。经过一年多的协商之后，《去往太阳的旅程》终于在2000年3月得以在数量有限的独立电影院线上映，但也只发行了8部拷贝。影片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东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都上映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 《去往太阳的旅程》由此成为探讨土耳其文化特性的年轻导演们的参照物。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的卡齐姆·厄兹（《土地》）和侯赛因·卡贝拉（《博兰》），都是在借鉴《去往太阳的旅程》的前提下，试图在土耳其拍摄出库尔德影片。 在奔波于外国电影节展映她的影片的间隙里，耶希姆·乌斯塔奥卢在家中与我晤面，畅谈《去往太阳的旅程》。 电影人：《去往太阳的旅程》是如何立项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主题？ 耶希姆·乌斯塔奥卢：1994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影片《轨迹》之后，土耳其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乱。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目睹了安纳托利亚人民的被迫迁徙。促生此片的主要是两条我从报上读到的消息。头一条说的是“十字标记”村庄。地处土耳其东南部的这些村庄，凡被标上这样的标记者，不是遭焚毁就是被驱遣，原因就是它们不和当局合作，特别是那些不参加“保护”系统（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些村庄从政府接受钱财和武器用以自卫或与叛乱武装作战——尼古拉斯·蒙索）的村庄。库尔德人的村庄有的参加了这个系统，有些则没有。不合作的村民的户门上就被涂上了这样的十字。 然后，我又读到了一条关于“流动的村庄”的消息，有个大的建设项目牵扯到了这些村子，这个工程肯定会给土耳其整个东南部地区提供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但是，有很多村民将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除此之外，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迹也会因此而荡然无存。同时，战争还在进行。看着我们周围那些安纳托利亚人民流离失所，我开始思考战争。而当时，可以说是战火正酣。我感觉，我们当时并不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关于库尔德人民的情况，我们只能从官方严密控制的媒体获知。所以我决定写一个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故事，以便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我写出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年轻的库尔德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土耳其男人。通过处理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这个土耳其人做了一次沟通之旅，一步一步地，由浅入深地发掘出移民生活的种种状况。于我而言，这是土耳其社会不得不揭示出来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