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 杨文火 整理 克里斯托弗·扎努西(1939-)是和瓦依达、基耶斯洛夫斯基齐名的波兰导演，是“波兰新浪潮运动”中的旗帜性人物，在欧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早期波兰纪录影片的三名巨匠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故事影片的拍摄。他的故事影片主要集中在人的生存这一主题上，人的社会生存和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之后的调和问题上，风格很像法国的一些导演，受到雷诺阿、布努埃尔等人的影响，他也特别喜欢伯格曼，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导演不仅给他以风格上的借鉴，更给他眼光上的启发。他同时还为基耶洛夫斯基的大部分影片担任制片人，二人有非常好的友谊，合作了很久。 本次北京电影学院之行放映了他的4部影片，分别是《和平阳光年代》（1984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灵性之光》(1973)、《不受欢迎的人》（2005年威尼斯电影节提名影片）和《快马奔腾》(1996)。这4部影片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分别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波兰现实和人的处境。 同时，扎努西先生还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学院大讲堂”做了演讲，并与学院师生共同探讨电影话题。在演讲中，扎努西导演不时从自身作为教授这个身份、通过他的学生以及他个人的故事作为引子给同学以启发。比如，在讲到解决剧本故事发展的推动因素时，他结合自己的一些创作，讲述了他的两个基本母题模式：“好与坏的互相转换”和“积极与消极的互相消隐”，而最后归结到中心来就是一种叙事常用的方式：突变(Twist)。 扎努西：我今天来到这儿感到非常惊讶，印象非常深，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课堂，可能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人吧。我今年67岁，开始拍第一部影片是40年前的事了。我第一个教育学位是物理，然后又学了哲学。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拍了40部故事片，其中一半是有关于我的祖国波兰，是在波兰拍的。另外有20部影片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拍的。我在美国也拍过1部。 我的电影在世界各地都放过，比方说在非洲、南美洲等等。有时候我会在大学教书，我非常愿意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是电影事业的未来。我的另一个职业是做剧场导演，有时候做歌剧导演，我在很多其他欧洲国家做过各方面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写剧本，我拍片的原则就是，拍我自己写的作品。有时候你会感到书写世界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讲到。写有关世界的事情，关于人的欲望和邪恶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观众在观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期待，期待影片中的主人公能够有好的命运，期待着他有好的结果。我不想讲得太深入、太理论化，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学者对于愚昧和丑的东西的定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些坏的东西会变成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会变成邪恶的东西。 我在写剧本时候，周边的事情会影响到我，家庭的、朋友的、社会的，等等，都会影响我对生活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妻子带着当时只有5岁的妹妹躲进了教堂里以躲避轰炸和迫害。直到今天，我岳母都非常非常之感恩，直到现在都快1个世纪了，一直不断地向教堂募捐。 但是我岳母当时有一种感觉，似乎教堂带给她一种信息，这里没有给你的地方，你应该出去。她感到非常非常绝望，然后她们就跑出去了，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就在那天晚上，飞机轰炸了那个教堂，只有她们还活着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感到很幸运，因为之后我才会跟她的女儿结婚。坏事会变为好事。很有意思，有时候经常会有正好相反的这种状况，有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东西会变成人们否定的东西，而否定的东西偶然间会变成肯定的东西。 我有一次教俄罗斯的一些学生，班上有一个俄罗斯女生告诉我，她赚的钱是通过地下非法的活动来的。问题是她当时非常非常小，她当时在走私船上走私酒的时候，因为看上去像个小小孩，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她爸爸把她带到医生那里，求医生给她治疗，让她长个儿。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再让我做一年吧，再给我一点时间。长得小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想长大，可是在某种条件下人们就不想长大。 我现在告诉你们两周以前，我到乌克兰去，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那天早上我跟市长一块吃早餐，我就问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说是不是真的有恐怖分子想要杀你？我知道肯定会有，但是他转了一下话题，给我讲了一年多以前的事，他坐飞机去见他的孙子。可是，因为雾太大，没有飞机了。后来通过情报部门大家才知道，亏了那天是大雾，不然的话，那天很多地方的恐怖分子想杀他，隐藏在阳台上，正好有雾太大，没有瞄准他，所以他才活下来。 又是一件朋友告诉我的事情证明，有些似乎看上去很坏的事情，会变成好事。他告诉我，他曾经的助手被恐怖分子给杀了。那时候没有正式的、像样的政府，调查也都没有进行。后来这个案子重新开始调查，为了了解这个人怎么死的，打开他的棺材验尸。但这个消息走漏了风声，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棺材里已经没有尸体了。市长感到很内疚，本来是想把杀他的人给揪出来，可是现在他的尸首都在异处，死了以后连尸体都没有了。你们看，好事有时候会变成坏事。 刚刚讲的所有事情给我一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事情会向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无论是你想要的结果还是不想要的结果都可能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我做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做评委。我看好乌克兰的一部作品，一个女导演因此可以拿到25000元的奖金。结果她上台领奖说，评委真是笨蛋，怎么能让我这部影片得奖呢？但是我告诉你，这部影片非常好。我为什么喜欢它？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城市的郊区，有一天一个医生到郊外去，发现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他就用一块石头扔过去，帮助这个女人打这个男人，结果这个男人死了，女人爬起来以后就跑了，这时候医生有问题了，因为唯一的证人没有了。后来他就把这个尸体带回家，他觉得应该向警察报告，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门被关上了，他就开始敲门，给他开门的却是死了的那个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