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先生在《文学评论》上曾经发表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电影文学断想》。我最初阅读这篇文章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近期再读此文是在几个月前。他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就是提出了“电影和弦”理论。电影应该跟时代和社会生活组成一个和弦，“既不能全是最强音，也并不能全是最弱音，既不能全是长音，也不能全是短音。强弱长短是有机的配合，而不是机械地一致，是在基本目的上的同步，而在手段上，既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钟老先生的这段话，对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实践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从这样一个立论点出发，我想，电影与构建和谐社会也应该保持“和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意义。今天，我们欣慰地面对中国电影欣欣向荣、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同时，也忧心忡忡地面对当前中国电影发展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在这个背景下，结合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些实际状况，我想提供三个方面的思考。探讨如何以电影的规律、审美的规律、艺术的规律，以繁荣的作品向社会作出我们的精神贡献。 一、电影创作要提高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 电影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命题，必然要求电影要更多地担当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树正面价值是我们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不是要不要建树正面价值的问题，而是怎样建树正面价值的问题，是怎样提高我们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电影创作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存在着许多差强人意之处。 电影创作在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和水平上暴露出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目光、智力优势、审美水准和工艺水平都达不到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也达不到观众对电影产品多样化发展、高水平发展的要求。我们的文化目光有局限性，或者说有狭窄性；我们的智力优势并没有站在社会文化的前沿和高端；我们的审美水准在经典电影艺术和最新艺术潮流面前还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的工艺水平还处在相对简单、粗糙，有时甚至是相对原始的状态。这些都在制约着我们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和水平，与理想中的期待存在较大落差。这些年电影的进步之所以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电影的口碑还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这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电影质量亟须得到提高，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仍然困扰着电影的声誉。 电影在建树正面价值方面，可以说有意识和想法，但缺少能力和手法。或者说，我们的能力和手法、技术和工艺远远达不到时代的要求。我们有一些主旋律影片，虽然主题都能立得住脚，但在体现电影魅力和电影审美规律的掌握上都普遍存在缺陷。这严重影响了作品和观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影响了观众对电影的信任度，引起了观众对电影人建树正面价值能力的怀疑。从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文化的高度来说，电影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创作中不断强化正面价值的建树。因此，我们急切呼吁，要尽快提高电影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和水平，必须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水平、提高技术能力作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很多作品在正面价值的书写上还停留在两个侧面上。第一个侧面就是直接描写政策，简单图解政策，简化生活，抽象生活，电影艺术最基本或最经典的原理并没有深入到电影创作建树正面价值的过程之中；第二个侧面是，有些创作者着重强调以所谓史诗般的重大题材来作为建树正面价值的惟一通道或重要通道，忽略了对当代生活的一般性描述或常规性把握，失去了对生活复杂性、曲折性、艰难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与理解。这些都是电影在建树正面价值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误区。在去年7月份的电影创作会议上我曾谈到，我们一度在电影创作中出现了争抢英模、争抢先进人物、争抢《新闻联播》所报道的重大事件、争抢媒体炒热的正面热点，造成题材拥挤、题材撞车的现象。按钟惦棐老先生的说法，我们在选取电影题材的时候，没有使用“广角镜头”和“长镜头”，而是使用了非常单一、非常狭窄甚至非常功利的视角来面对当代生活。因此，在当前的创作背景中，建树正面价值能力的提高，首先取决于电影有没有勇气从日常生活和普通经验中破题，有没有勇气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诞生丰富的创作选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便会率先遭到疑问。这是一个很要害、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当代生活的丰富、复杂、博大。一位小说家最近说到：“当代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实正在超出我们所有的既定经验。”这句话对我冲击很大。电影创作存在的普遍问题恰恰是，用既定的经验面对当代生活中崭新的事实。这便构成了一个倒行逆施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滞后思维，使我们在把握当代生活的准确性、深广度、尖锐性等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观众之所以对我们的电影还不满意，原因是在当代主流生活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日常经验面前，电影失语了、缺席了。如果电影不认识到这个误区，不认识到在现实主义精神面前所丢失的很多品质，电影想获得国情背景下观众的普遍认可是有难度的。无论是翻看立项项目，还是检阅电影产品完成的最后效果，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在“纪录生活、表述时代”面前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准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向现实主义精神做了多少次回归、多少次拓展，对于这些成果电影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到现在有所遗忘，创作又出现了新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出现了新的虚假之风、空泛之风、大而不当华而不实之风。 在第七次作代会和第八次文代会上，我听到温家宝总理做的报告，大为感佩。温家宝总理说，文学艺术要追求真善美。什么是真？他用了三句话，“讲真话，用真情，追求真理。”这三句话在我们的电影创作中都面临拷问。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讲真话的能力在退化，讲真话的勇气和底气欠缺。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和研究生交流时说，当我们探讨电影剧作的各方面原理、探讨电影导演各方面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最基础的原点上，那就是要回到临摹生活、还原生活的基本功训练之中。假如不能练就还原生活的基本能力，现实主义精神就不可企及，更不可能再指望现实主义精神有所深化。我们连起码的纪录精神、还原能力都丢失了，何谈现实主义品格？何谈从现实主义向现代精神的过渡？现实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就更无从谈起了。在这方面，可以举出电影创作中的一些例证。面对生活的虚假发言，在电影中容易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刚才说的抢典型、抢热点、抢英模，形成了对生活描述的光明的极端、光荣的极端；另一种极端就是从个人偏僻的、边缘的心态出发，描写了生活的另外一个极端，即黑暗的极端、肮脏的极端和凶险的极端。把当代生活抽象强调到一种高度光明、高度光荣和高度高尚的状态，是对当代生活的不负责任，是一种虚假阐述；反过来，如果对当代生活做出凶险的、肮脏的、黑暗的总体评价，同样更是对生活的不负责任。这都暴露了对现实生活把握的非本质、非客观、非理性，由此导致的效果和结论也就难免不中肯，不公允。我们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是一个讲究尊重、保持尊严的民族，讲尊重、讲尊严、讲诚信，首先要讲真话。电影应当对时代做出富有责任和富有情感的真实的发言，在真实发言的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个人诉求，这是和谐社会对电影提出的起码要求。如果我们继续用虚假的声音，用自我主观化、极端化的声音来营造虚拟的电影图景，这不是对和谐社会构建的贡献，而是对和谐社会品质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