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锋芒的南斯拉夫社会喜剧 在斯洛博丹·希扬的《谁在那儿歌唱？》(南斯拉夫，1981)的开场戏中，两位巴尔干吉卜赛人面对我们，年长些的拉着手风琴，伴着合唱声唱着一首歌：“我真是可悲呀。就这样出生。哦，但还是梦想着一切。”影片不管何时放映，这些歌词总能引来笑声，其中隐含的讽刺性随着岁月流逝而日见深刻，而影片本身被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影评家票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南斯拉夫影片。① 影片记述的是1941年4月里，一班代表着典型塞尔维亚文化的喜剧人物——还有两位吉卜赛人——乘一辆大巴车横跨塞尔维亚乡村的旅程。到影片结束时，在虚构的历史氛围下，大巴车抵达了贝尔格莱德，其时，正逢德国人轰炸这座城市，死者上千(事实)，包括车上的人，只有吉卜赛人幸存，他们从废墟里爬出来，唱着同一首歌(希扬的故事)，他们再次面对我们，我们听到的还是，“哦，但还是梦想着一切”，歌声在贝尔格莱德的瓦砾堆中回荡。 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种种悲剧已尽人皆知。但是，交织其中的错综复杂的文化，并没有被西方，甚至也没有被巴尔干人自身充分理解。正如罗伯特·卡普兰写到的，“一段充满艰辛的种族史，其本身，并不足以导致使10万人丧生的类似于大屠杀的状况。”② 像《谁在那儿歌唱？》这样的影片中，来自曾构成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的哭乐参半的笑声，其中包含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生活在巴尔干以外的人就更是如此。在以下几页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关注的焦点就集中在这种电影化的笑声上，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延续这一传统的近作，戈兰·帕斯卡列维奇的《巴尔干卡巴莱》(南斯拉夫，1998，原名《火药桶》)，影片表现的是一支在巴尔干半岛流动演出的喜剧表演班子，并通过他们反映出后波斯尼亚和后科索沃战争时期的当代社会的现状和问题。 过去25年的南斯拉夫电影业，曾经是最有生气和想像力，也最能引起争议的行业之一，像埃米尔·库斯图里察、拉伊科·格尔利奇、戈兰·马尔科维奇、斯尔詹·卡拉诺维奇、斯洛博丹·希扬、米尔乔·曼切夫斯基和戈兰·帕斯卡列维奇这样的导演，不但有很好的票房，也赢得了许多国际大奖。③ 这一代人，于1970年代末异军突起，对1960年代的杜尚·马卡维耶夫、日卡·帕夫洛维奇和亚历山大·佩尔科维奇这些所谓“黑色电影”的导演——他们的电影也同样带来了很多笑声——有所继承，并进行了开拓性的创新。 如果有人能在上述导演中辨认出某种主流性的东西，那它一定有某种能力，即，把那些运用超现实主义或近似于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的社会讽刺，与嬉笑逗乐而又富于想像力的故事相结合，在这样的故事里，往往有某个个体在孤军奋战，克服重重困难，试图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带有铁托元帅印记的特有的(自治性)共产主义，允许一定程度的艺术自由，这种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开花结果的艺术自由，在也有不少只在专题研究中被提到的南斯拉夫导演活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却把俄国人的坦克招来，原因只是捷克的作家也试图进行同等程度的自我表达。多产的南斯拉夫电影在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察的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当父亲出差时》(1985)、《吉卜赛时间》(1989)和《地下》(1997)，这些作品深得苏联电影的精髓，以本土电影探讨本土文化，结果被证明深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它苦乐参半的幽默和冷嘲式的超现实主义想象。 上述前南斯拉夫导演，其中当然包括拍摄《谁在那儿歌唱？》和其他一些喜剧影片的希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既能创票房记录又能在电影节上获奖。不仅如此，这些影片会被几代南斯拉夫人作为他们文化的重要部分“熟记于心”，因为它们的确以冷嘲热讽的基调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现实。以《谁在那儿歌唱？》为例，就在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1999年，塞尔维亚电视台反复播映它。1941年，德国人用炸弹摧毁了贝尔格莱德，将近60年后，北约又把同一座城市的绝大部分炸了个稀巴烂，对既厌倦本国领导人，也厌倦用“简单”办法解决复杂问题的欧美强权势力的广大人民来说，这种通过喜剧作品表达出的黑色嘲讽，不可能没有效果。 《巴尔干卡巴莱》正是来自这样一种传统。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还在这些熟悉的主题上加上了新鲜的变化。而在我看来，这部很受欢迎的影片，还可以作为某种典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威廉·芬尼根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目前正在见证的前南斯拉夫——包括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仍然持续的危险局面，实际上，是一个个人、文化以至民族的身份认同感的重建过程。“前南斯拉夫复苏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碰撞。”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在前南斯拉夫生活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重新确定自己，在旧的共产主义联邦的废墟上，构建出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形态’。”④ 有关这部影片的一切仍将是我们详细探讨此片的中心话语中富有意义的部分。 前面的话里还有最后一点要交代：正如我在文章标题提示了笑声的重要性那样，我希望在这里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最广义的喜剧所包含的意义要比笑声本身多得多。⑤ 比如说，我们知道，喜剧总是在故事的结尾缀上某种程度的成功和胜利，不管这种成功能不能带来笑声，也不管是大胜还是小胜。事实上，即便是小胜成功，在巴尔干刚刚过去的10年里，也被看作是悲剧时代里仍有希望的象征。就以萨拉热窝导演阿代米尔·凯内维奇的影片《完美的循环》(法国/波斯尼亚，1996)的片头曲为例吧： 你在做什么，我的孩子？ 我在做梦，母亲。 梦见你在问我 你在做什么，我的儿子？ 你梦中的歌唱了些什么，儿子？ 母亲，歌里说我曾有座房子 现在却一无所有，母亲。 这就是歌里唱的。 我曾有一副歌喉和一种语言。 现在我没有歌喉也没有语言。 歌喉我没了 语言我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