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我爱我家》之后，《武林外传》成为又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情景喜剧。两部相隔13年而同样热播的情景喜剧，前者以一个三代同堂家庭为中心讲述着平淡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后者则于小小同福客栈之中展现了神秘江湖的酸甜麻咸。撇去导演的策略、编剧的技法、演员的功力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从《我爱我家》到《武林外传》，为主流观众关注的情景喜剧空间生产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迁。早期的国产情景喜剧，如《我爱我家》、《心理诊所》、《起步停车》、《老窦一家亲》、《万家轶事》、《中国餐馆》、《新七十二家房客》等，虽然对家庭空间和工作空间两类空间都有表现，但是引起轰动效应的却是表现家庭空间的《我爱我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几年来流行或者广受欢迎的《炊事班的故事》、《健康快车》、《都市男女》却大都表现工作空间，直到掀起收视狂潮的《武林外传》出现，为这种空间生产的变迁画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情景喜剧的特点决定了此类剧集中具体的物质空间总是相对单调，也正是因此，情景喜剧的空间选择更能表征意义和集中反映丰富的时代文化气息。由《我爱我家》到《武林外传》空间生产的变迁正是我们认识自身、认识时代的很好的切入点。 《我爱我家》：家庭空间的生产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应是个体最私密的休憩之所，可是传统的“大家庭”却通常意味着个体最后的躲藏之地也是群体性的，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在大家庭的客厅中。客厅往往是外部社会空间深入家庭内部空间和个体私密世界的中转，它既包容了家庭的公共活动和公共话语，同时也接纳了家庭成员的外来者和故友亲朋。《我爱我家》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传统大家庭展开故事。该剧以傅明家庭的客厅为中心，搭配以卧室、小区花园等，同时采用这一家庭外窗口拍照以及城市街道外景结束每个叙事段落，从而组合出一个传统的三代同堂大家庭空间，并向外延伸，形成家庭——社区——城市……的空间结构。这一空间结构以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和伦理的一体双面把官方话语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结合在一起。而本剧的“杯中风暴”就来自于这两种空间的结构性冲突。 空间“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从这个角度讲，《我爱我家》的客厅蕴含着两个层面：内在的、市民日常生活伦理的空间和外在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空间。前者主要通过闲居的小市民和平的活动来填充；后者则主要通过退休局长傅明的言行构建。说前者是内在的不仅在于除傅明以外的剧中人物都坦然认同和接受一种小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傅明娴熟运用官方话语的同时往往流露出内心的小市民渴求，而和平在官方话语的幌子下深藏的不过是的个人的物质欲求。傅明被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包装了而不自知，和平熟稔的与主导意识形态周旋，利用着官方话语又不想被识破，这就使得被“格栅化”(福柯意义上)的个体空间之间充满冲突和妥协、归训与抵抗。这种空间的结构冲突最终把一种市井智慧和底层生态推向前台。 《我爱我家》的家庭空间配置首先是主导意识形态在家庭的延续，这个“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 这个家庭成员在空间中的姿态、关系、位置，都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味。他们“对于空间的态度，就是一种政治态度。”[3] 作为退休的局长，傅明在客厅的空间权力主导地位是对其在社会空间中权力配置的呼应，是对它的再生产。剧中客厅戏主要人物大多数时候固定在某一位置，比如看电视、吃饭、家庭会议，这三种情况可以看作日常状态的表达。通常是长沙发放在客厅中场，看电视时，傅明和中国家庭的大多数一家之主一样在沙发中间正对电视机的位置，也是正对镜头的位置；举行家庭会议时，傅明坐在处于客厅的右手边的写字台后面，镜头多给傅明3/4侧面；吃饭时，傅明坐在餐桌正中，直面镜头。在这三种情况下，和平要么是坐在单人沙发上，侧面对镜头，要么处于镜头的边缘。我们看到几何空间不再只是家庭伦理空间的一个附属框架，而是变成一股活跃的积极力量，“空间在对家政的生产中越来越具有一种主动性。它在塑造着家庭。”“是家庭房屋本身的几何空间关系，在书写着家史，宰制着家庭结构，创造着新的家庭政治。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是空间生产的效应。”[4] 这种空间生产的逻辑延续是傅明处于移动状态时，他的身躯也总是吸引着室内的目光(当然也包括和平的目光，这种目光至少表面上是尊敬的)，他所经之地也成为日常生活空间的重心。这个在家庭之外曾经握有权力的人，也是家庭内部权力的中心。 可是，另一种潜滋暗长的意识形态力量却在暗中扩展自己的表达空间，并同前者争夺主导空间意义的权力。而日常生活的喜剧性就来自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力量对前者的颠覆和嘲弄。这种力量的行动形成一个内在的、或隐或现的、市民日常生活伦理的空间。首先，和平尽管处在家庭日常空间的边缘，可是她始终不停的小动作和不断的插科打诨、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地在语言和智慧的层面消解了来自权力中心的压力。“建党的时候，他们12个人在船上开会，是不是您在门口给放的哨啊？”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举国忧伤。之后不久，《我爱我家》就有这样一幕：志国(对和平)：“我看你早晚得当上街道主任，早晚戴一红箍、满大街溜达，举一小旗儿站岗，多威风啊。”和平：“你以为那红箍是好戴的呐？”从兜里掏出一红袖章，念道：“迎七运，盼奥运……哦不对，这是什么时候的了。”翻过袖章念：“迎接世界妇女大会”，一种轻描淡写的小市民生存策略轻轻拂去了主导意识形态之重。在日常生活空间和主导意识形态空间挤压中，日常生活的痛苦也许无法改变，但却可以忘掉，主导意识形态的声音也许过于聒噪，但戏仿可以使之成为一地碎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