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只有500万人民币预算并且没有什么明星的电影，《天狗》能成为2006年中国电影的焦点的确有些偶然，但也是必然，那就是它在送审时“被电影审查委员会打出了今年国产电影的最高分”①。如果说这个最高分更多地带有政府色彩的话，那么随后它从评论界、媒体、大学生群体、电影节获得的褒奖则可以充分证明这个最高分是名至实归的，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在当前中国的主流电影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一致认可。但就是这样一部几乎听不到任何负面意见的电影，却在2006年6月10日—7月10日国产电影集中放映期间表现平平，甚至可以说令人失望，上映一周后全国票房收入近350万②，总票房收入据媒体报道不超过500万。翻检中国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就会发现，这种评论热而市场冷的际遇并非《天狗》所独有，只不过它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为“《天狗》现象”。一部高调出场的电影为什么受到市场的冷遇？是我们的评判标准出了问题，还是观众缺乏深度？选择什么样的回答，关系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应该说，除了组织观看的红头文件，有关各方给予了《天狗》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支持。首先，电影局将这部由民营公司投资并且未按照主旋律定位拍摄的电影确定为“重大题材”影片并给予100万扶持资金。在该片的宣传、发行过程中，各有关部门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把它作为国产影片的重点向市场推荐。其次，媒体对该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对于一部宣发资金投入十分有限的电影来说，难能可贵。第三，几乎所有的重要评论者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激赏之情，“震撼”、“感动”、“完美”、“现实主义的回归”、“中国电影的新方向”等一系列定性语汇通过研讨会、媒体等传播开来并迅速赢得广泛认同，为影片上映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支持。第四，该片先后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故事片奖和评委会大奖，对该片的宣发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以上种种利好消息使得《天狗》能够摆脱广东先期发行失利的阴影顺利推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发行，虽然100个拷贝的投放量无法与少数大片相比，但足以启动一个相当规模的市场。 宣传、发行都超出了片方的预期，关键要看放映环节，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环节。放映环节包括买卖双方，卖方是院线或影院，买方是单位或观众。从院线或影院方面看，虽然各地积极性或高或低，但在6月10日—7月10日国产电影集中放映期间，《天狗》的放映档期和放映场次还是有保证的，有的地区还给予了《天狗》商业大片一样的待遇。例如成都各大影院就在省电影公司组织下，按照“把主旋律题材的影片，用心当作进口商业大片来运作”的理念对《天狗》进行了高规格的影院营销③。再来看单位或者观众。由于《天狗》没有组织观看的红头文件，所以单位这个市场不像有些主旋律电影那么大，但仍占少量份额。从某种程度上说，《天狗》是近些年来少有的一部真正接受市场检验的主旋律电影，从这个角度而言，它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单位市场无法保证，成败取决于观众，但观众未能表现出各方期待中的热情，有些地区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以下是媒体对杭州翠苑电影大世界《天狗》上映情形的描绘：“一个能容纳百人的影厅里，只坐着不到10位观众。而且，影片开场后不到30分钟，就有人中途退场。影院的工作人员无奈地说，从8月1日影片上映开始，每场观众就没突破过20人。”④ 这样的情形在笔者于2006年7月组织学生在北京进行的“国产影片放映情况调查”中也常见到，相信不是个例，这可以从目前《天狗》并不确切的票房收入中推知。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天狗》票房未能如人所愿，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如该片制片人所说的“现在我们国产电影的质量提高了，但电影院对国产影片依旧抱有偏见，在发行放映上困难重重”⑤，而是它未能赢得观众，尤其是未能启动口碑营销，这也可以从《疯狂的石头》上映档期一再延长而反证。 受到各方一致推崇的《天狗》为什么得不到观众的认同？在市场化的今天，慨叹市场不成熟、观众缺乏深度是没有意义的，答案只能从影片自身寻找。公平而论，抛开扶持国产影片的良好愿望以及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偏爱，《天狗》算不上一部优秀电影，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试作如下分析。 改编 《天狗》改编自张平1994年的长篇小说《凶犯》，《凶犯》则是根据当时山西吕梁地区发生的一桩真实案件创作。据张平介绍，当时他旁听了一次审判，犯罪嫌疑人是一位复员军人出身的护林员，他因开枪打死两名盗伐山林者而受到审判，由于死者在当地为害一方，民愤极大，故法院从轻判处。昨日的战斗英雄，今日的杀人凶犯，正是这种戏剧性冲突成就了小说《凶犯》。从真实的案件到虚构的小说，基本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叙述方式与故事细节，尤其是它的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交叉推进的叙述模式，使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兼具了批判的力度和反思的深度。但从小说《凶犯》到电影《天狗》，矛盾冲突却发生了很大改变，基本上改变了矛盾冲突的性质。小说中，凶杀案发生自孔家四兄弟的宅院，李狗子的行为是主动的复仇与除恶，除恶是主要矛盾。电影中，案发现场变为山林，孔家三兄弟持枪盗伐并在李天狗鸣枪警告后向李天狗开枪，李天狗在此情景下开枪将三兄弟击毙从法律上看应该没什么争议，这与警察击毙持枪拒捕的歹徒以及战士在战场上杀敌本质上是一致的。从主动复仇与除恶到被动执法，矛盾冲突性质的改变实际上将影片所有的铺垫叙述消解殆尽，这种对原著的背离是精神的背离。在小说《凶犯》中，除了李狗子与孔家四兄弟这一基本矛盾冲突外，李狗子与孔家峁的村民、与当地的官僚体系是次要矛盾冲突，这两种次要矛盾冲突实际上是李狗子只身除恶的决定因素，正因为理性手段无效，才被迫选择非理性手段，当地的村民和官僚体系实际上是也是“凶犯”，这是小说的深刻所在。但电影《天狗》对李天狗与泮源村村民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对李天狗与当地各级政府的矛盾冲突则采取了基本回避的态度。很明显，电影《天狗》对泮源村村民的塑造是片面的，是违背原作精神的。小说《凶犯》对村民的批判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穷，没有出路只好吃山林；二是受欺压，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忍气吞声直至为虎作伥。而电影《天狗》对这一矛盾冲突的处理显然失之简单化，对老板筋和厚眼镜漫画式的处理尤其令人难以接受。在小说《凶犯》中，没有孔青河这一角色，只有一个无名的复员军人。但在电影《天狗》中，孔青河起着关键作用，他的任务是连续扣留李天狗的信，这样一来，李天狗与各级政府的矛盾冲突就回避掉了，承担责任的只是一位未能及时送达救济物资的乡干部。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电影《天狗》对小说《凶犯》的改编很难说是成功的。虽然电影与小说在现实题材的处理上有不同的尺度与方法，不可能不对原作的矛盾冲突进行一些处理，但《天狗》在背离原作精神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既如此，改编的必要性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