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书写英国电影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英国电影，它的界限在何处，它何以区别于其他电影。这些问题看似浅近直白，但也绝非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每个角度必将对一部电影之所以被称作是“英国的”提出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是一种定义的方法，但评论家和历史学者却很少将法律法规作为定义英国电影民族性的一种有效手段。意识形态批评可以探寻电影在形成和维护英国民族观念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把民众想象为整个民族社群中分享共同身份的成员。文化历史学的角度可以探索英国电影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各种方式。而受众研究则可以考察电影的宣传话语、评论实践以及观众如何与某种民族身份及民族性相关联。 我之前对英国电影的研究以不同方式吸收了以上各种方法。如同其他使用这些方法的学者一样，我或许总是太急于证明英国电影展现了一种富有凝聚力的、统一的、人所共识的国家影像。①下文将用这些方法进行更深入的论证，以避开一味寻找代表民族共识的影像抑或维持民族、文化形式和身份固定不变的界限。换句话说，我想通过上述角度引发人们对文化差异性的注意。 这些阐释似乎尤其适合用来审视当代电影。如今，新的电影制作方式滋生了多元文化主义、跨国主义和文化变迁。尽管这种发展趋势可能是有限的，但它还是对传统观念中的英国性和民族共识性的影像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我将指出，与其将这种电影看作民族电影的产物，还不如将它纳入后民族电影(post-national films)的框架。但我还将指出，这种对英国民族性传统观念的澄清正逐步成为早期英国电影史研究的成果。三四十年代的影片成了肥沃的土壤——尽管有人指出，当时民族共识性的影像占据了主导，可如今更多人正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当时英国电影的差异性以及共识性文化与跨国文化结合的程度上。 本土的和外来的 首先我还是要坚持对定义问题作一些说明。民族电影即专注于表现本土文化传统，唤起与探索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电影。这种定义看似合理，但是本土的文化传统究竟又是什么呢？依据字典上严格的定义，一桩本土的行为、事件或者观念必须能够在其发生地找到源头；严格说来，本土是外来的——或者说源自外国的——对立面。那么在文化领域，又有多少行为、事件或者观念在上述意义上能够纯粹地被认为是本土的，而没有丝毫外夹和异质的影响呢？民族遗产果真如此的“纯洁”吗？抑或说，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一种文化的拼贴杂烩与混合交迭，有时还呈现出反传统的、混合来自不同源头的文化特征？对于多元文化的社群——一个外来散居民族的“家园”——讨论本土性又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正在谈论谁的遗产？正是这些问题开始困扰着本土性的概念。 传统的概念同样问题重重。我们可以宽泛地说，某部电影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或者本土的文化传统中，但是对传统而言究竟什么是重要的？一个行动、事件或者观念必须重复多少次或者持续多长时间，才能被称之为是一种传统？通常我们说的遗产属于继承而来，或由前辈传到我们手中。但是除了继承，我们又如何看待被创造、强制性的和输入的传统呢？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里，“遗产”的脉络必须回溯到什么年代，才能使得一桩行为、事件或观念被视为深植于民族文化或是一项本土传统？ 《霍华德庄园》（詹姆斯·艾弗里，1992）是一部很容易被描述为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影片。从许多方面来讲，它似乎是阐释英国民族电影——更准确地说，英格兰民族电影——的最完美典范。由此，将这部影片读解为对英格兰神话的再现并不奇怪。一个古老、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度，田园和传统式的精神内核，传承问题便尤为显得重要。电影从多方面清晰地展现了民族传统的观念。它援引了为人所熟悉的谈话以及风光、建筑和村镇的景象；浸润着传统中得体、优雅的行为举止和礼仪；重拾了英国的文学遗产——影片改编自作家E·M·福斯特的经典著作。② 然而，将《霍华德庄园》视为“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比“继承的传统”要更为合理。如果说电影人通过辛勤努力，使《霍华德庄园》保留了福斯特小说中的敏感和景象，那么他们也成功地重塑了一个“福斯特”，使之更像是一位古董商而非现代主义者，故事也成了一部古装片而非一部时装剧。福斯特电影化的庆典同样昭示着一种更深远的趋势，即现代主义的作家们融入到被建构的文学遗产中，成为其一部分。同样变革和融入的进程可以在晚近《霍华德庄园》一类的英国遗产电影中发现，如《火的战车》（休·赫德森，1981）、《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詹姆斯·艾弗里，1986）、《理智与情感》（李安，1995)和《伊丽莎白》（夏克哈·卡普，1998)。这是最近的一轮建构，规范迅速被建立，传统很快被“发明”出来。当然，其中一些规范便意在塑造电影中传统、古老的面貌。 福斯特的小说同样也被认为对英国性的本质进行了反思，并非一味地遵循传统，也不仅仅针对剧中主角——代表德国系盎格鲁文化形态的疏勒格尔姐妹。这种杂糅性的意味，以及相生的游移身份，同样在叙述中以电影化的呈现不断强化。这从致谢名单开始就有所显露，名单采用前卫艺术的字体，由法国画家安德烈·德莱恩用野兽派风格绘制。但这些举措并未将电影局限在狭小的民族传统的视域中，而是放置于整个欧洲现代主义和世界艺术浪潮之下。这一点都不足为怪，看看这部影片背后的多国资金支持和制作团体就显而易见了。（该片主要由英国、美国和日本投资，导演詹姆斯·艾弗里是美国人，制片伊斯梅尔·莫钱特是印度人，剧本由波兰裔犹太人鲁斯·布劳瓦·贾布瓦拉改编，她目前定居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