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转轨的原因之三：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197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10％，到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70％了，中国经济在30年改革开放中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然而，直到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许多变量和工具，已经不是可以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中国货币当局根据本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在2000年以来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但是也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 从这点来说，中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的。央行虽然依据中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是由于外汇流入量不可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格局。 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更集中地表现在利率政策上。今年以来央行已经进行了5次加息行动，目标是对准资产价格上涨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渐明显的通胀势头。但是加息的效果是首先引来更大的国际热钱流入。2003～2006年，包括贸易顺差与FDI在内的正常外汇流入平均占同期外汇储备增加额的73.7％，但是今年上半年却大幅度下落到只有54.2％，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这里面虽然有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外汇收入流入的短期影响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是由于加息引来了更多国际热钱的情况。 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终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对冲，必然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如果是这样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而不能走到哪算哪。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独立，只会是短期的事情，这种判断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缺乏清醒认识。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相对于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所以，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 而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到目前还基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移动，从中国的贸易结构看，虽然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直到当前还是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而化工产品直到目前也还是贸易逆差。这说明中国目前在制造业技术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也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业难以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原因。 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中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经开始迎头赶了上来。以制造业的核心数控机床为例，2000年中国数控机床产量刚刚突破1万台，今年则将迈过10万台的高峰，而且长期受发达国家封锁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可以成批量生产了。加上每年进口的20万台数控机床，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正以每年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今年将超过40％，到201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60％的平均水平了。所以，用不了太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中国也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而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随着这个浪潮的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长得比目前更迅速。 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会转移出60％的产出份额，而其中的60％又是转移到中国，则中国的出口额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5万亿美元，年均贸易顺差可能会达到超过3000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累积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情况计算可能会达到20万亿美元。 除非中国不愿意像过去的30年那样接受这个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由贸易顺差与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引来的相关热线的增加，就会在未来一个很长时期内使货币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这就是中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智慧，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但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必须转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