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另一方面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二者相辅相成又互相矛盾。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很多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民主政治，其中有些人走向了极端。他们没有认识到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另一方面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二者相辅相成又互相矛盾。 很多人把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看成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东西，这就在实际上使“民主”抽象化了。要做好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首先要看民族国家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在这一基本含义之中，还要看到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国内很多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存在一种糊涂的认识，比如一些学者讲民族市场、民族经济，片面地将其理解为国内各民族单独建立市场、单独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恰恰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背道而驰的。这个问题最初并非出自意识形态或者理论上的偏颇，而是在汉语与英语、俄语互译时出现的问题。比如，“民族”一词引进中国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对此曾经做过许多很有价值的思考与辨析，但是“文革”及其以前有个很“左”的时期，对以前的学术资料没有积累，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回过头去整理这些资料。 梁启超和孙中山的认识也受他们的政治立场的影响，梁启超主张改良，因此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并不像孙中山那样有激烈的“排满”要求，对民族、国族的理解就更正确。孙中山倡导革命，而满族处在统治者的地位，因此孙中山把统治阶级和统治民族等同起来了。他的本意是推翻统治政权，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是“驱除鞑虏”，要驱逐整个统治民族。 晚清阶段，统治阶级的构成和统治民族是有显著差别的。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并没有分清民族、种族，以至于民族、种族、国族概念不清。辛亥革命后，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可以看出，孙中山对“国族”概念开始有了很清晰的认识。他说的“五族共和”其实包括中国所有民族。融合中国各民族形成一个国族的基本概念、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这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巨大贡献。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民族、国族、种族的概念界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符合中国乃至世界的实际情况。 我们在做民族国家关系研究时要看到，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是要求统一和集中的过程。一方面要求有同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统一成一个整体，这种统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是集中主义的。如果不集中，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经济市场、语言的统一和文化的同质性就无法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也就无从维持。因此，集中主义必然要求统一民族市场、民族语言等，并把这种统一贯穿到政府的工作体系以及传播体系、教育体系当中。统一民族语言的运用、统一民族意识的灌输，这些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都是基础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很多方面与民主的要求是冲突的。民主要求权力下放、分权。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以前我们视野不够开阔的时候，往往从进步与落后、保守与自由的角度去理解。实际上，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来说，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对立统一的，这两个方面离开哪一面都不行。 民主制度是为了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利益和要求，但是人民大众又分属阶级、阶层、民族、教派、社区、地方等不同的集团，因此民主制度本身也充满了矛盾。如果没有民族国家这种框架来框定这种矛盾，那么这些矛盾足以使一个国家处于涣散状态。如果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各种矛盾经历相互对立、激烈斗争，经过一个综合、聚合的过程形成统一的政策，能够满足各个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那么国家才能很好地运转起来。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一种“天命”。中国虽然不断面临民族分烈势力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也注定不会致命。 我们研究民族形成时，往往容易把它理想化，强调语言上的统一性和文化上的同质性是自然形成的。实际上，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多是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当这种博弈的结果得到国际的承认、符合国际法时，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就建立了起来。 现在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如果对所有的民族国家做一个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民族国家的建构都是强权斗争博弈，根据各自利益要求形成的分割。这个过程充斥着暴力，所以马克思讲民族国家是用暴力锻造而成的。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一个族群经过斗争，其国族诉求能为国际所承认，就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相对而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面临挑战最弱的国家。虽然存在藏独、疆独、台独等问题，但是与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威胁很小。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成有其特殊性。自秦汉以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展，在扩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种历史情况发展到现在，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有很突出的特征：从民族人口学来说，中国是个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世界其他国家主体民族人口比例高于中国的很少，而且主体民族汉族分布在国内所有区域。从民族地理学来说，中国又是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人口学与民族地理学的对立统一状况，在我们的政策上都要有所体现。这种对立统一的状况使我国一方面可能会长期面临民族分裂问题，另一方面也注定这种分裂势力是不会成气候的。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一种“天命”。从中国的地理状况来看，历史上中原地区是最富庶的，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东北、西北这些周边高寒地区出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向中原靠拢。这种生存需要创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机遇，在实际上构成了民族交往，壮大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此外，汉文化具有容纳性。这两方面因素就构成了中国统一的“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