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红利期应积极为未来社会储备人力资本 人口学上有一个“人口红利期”(demographic bonus)的概念，指人口变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均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上升、社会抚养、赡养系数降低的人口分布局面，并且这一时期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年龄结构所出现的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状特点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我国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来带了千载难逢的“人口红利期”。 专家普遍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期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大致是从现在起到2025年间，而此后的时间里我国老龄化人口将迅速增长。事实上，人口红利期只是一段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是一把双刃剑，即现阶段的人口红利期可能就是下一阶段的“人口负债期”——老龄人口压力增大、社会抚养系数提高等，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人口红利的战略机遇期是短暂的、潜在的，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还要考虑今后会出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指出：“2001-2020年的20年，不能坐享人口红利，而是要利用收获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为未来创造一份宝贵的‘人力资本红利’”。[1] 处于人口红利期，教育何为？如何从人口红利的视角来审视教育中的问题？毋庸置疑，教育首先应该为“后人口红利期”积极储备人力资本，增强未来的生产能力。 目前，我国正在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从城乡结构来看，我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教育鸿沟和人力资本鸿沟，妨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2]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地域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开发程度。”[3] 本文选择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时下颇为棘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一番新的认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野来改变或进一步确证人们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看法。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人力资本红利 外来农民工子女，俗称城市“第二代移民”。我国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学龄子女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达1.14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3％，其中举家在外务工的劳动力2430万人，随父母进入城市的6岁-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4]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5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而且仍在增长。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性课题。这一社会问题在“三农”问题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2006年9月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免费义务教育的到来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也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落实。然而，尽管新《义务教育法》从法律层面上保护了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的现状并没有明显好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走出来，流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意味着把理论上的农村人口红利转变为实际上的人口红利，这实际上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因此，政府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并加强“工业反哺农业”之外，更需要思考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实质性策略。在我国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耕地资源稀缺，农村失地、无地人口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仍在进一步加剧的国家里，农村地区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足够的就业创造能力，农村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成本生产率极低甚至为零，农村难以自身有效消化绝对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愿意向城市进军。因此，要将大量农村过剩年轻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是进城务工，推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变。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二元结构”差异所形成的人口迁移流动态势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上，经济学上把发展中国家这种普遍的过多的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方式叫做“刘易斯模式”。要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城市的包容能力，清理和取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费，制定各种符合农村人口在城市稳定工作和生活的有利政策。这其中，农民工子女进城后获取援助、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实现农村人口红利大面积丰收的重要措施。 从城市自身来讲，城市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伴随着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突出性的难题。“城市年轻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构性、摩擦性下岗失业人口的增多，高龄劳动力再就业日趋困难等都使得城市劳动力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程度不断降低，城市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时期正在消逝”[5] 根据专家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以下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大幅度减少。[6] 短暂的人口红利期一过，城市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老龄化的危机，而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替代性流入对城市来说是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延长收获人口红利机会时间的有效办法。 因此，目前流动于城市的这批农民工子女将是不远的一二十年后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城市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各级各类技术工人，而农民工子女无疑又充当了职业性的、技能应用型操作工的中流砥柱。“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地区人口机会视窗开启条件的实现，构建了上述两类地区都能收获人口红利的桥梁，为城乡地区带来了双赢的局面。”[7] 因此，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自发性的、短期性的而且看上去很盲从混乱的自然流动行为的话，那么，将“第二代农民工”通过接受教育训练，有目的、有组织地融入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则是一个通过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迁移流动来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的积极自主行为，是一个牵涉到中国人口分布的战略调整和城市化道路选择的战略性决策。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多寡不仅取决于数量，更在于质量。人力资本越来越显示出比物资资本、劳动力资本更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除建立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外，就是要增加教育的投入。农村人口红利的有效实现，离不开“教育红利”，即通过对各类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