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和回答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往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即“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我们认为，上述立场都是不可取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逻辑应当是“和而不同”。 一、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现有立场 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大致存在以下几种立场：一是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走国际化道路，这类观点往往有“西化”或“西方中心主义”之嫌；二是认为应当坚持本土情怀，但又往往走向本土中心主义；三是认为应当坚持国际化加本土化，这种观点往往游离不定，左右摇摆，也可归结到前二者中去。 （一）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者，其理论来源于阿特巴赫。阿特巴赫用依附理论思考教育。他认为，工业化国家对第三世界教育和智力生活的持续影响可以划分为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依附。依附是过去殖民地所建立的模式的现时反映。历史地说，殖民者组织了被殖民地化地方的教育制度；独立后，这些制度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得到扩展，而这就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智力模式的教育依附。因此，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的支配地位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概括地说，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之于发达国家教育的关系的性质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在国际学术领域里第三世界之于发达国家的关系是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教育的全球化更多地意味着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模式，而其本民族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却面临重重危机。在阿特巴赫理论的影响下，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的发展主要是而且应当是依附式发展。（张珏2002.3） （二）本土主义 目前在中国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同时还存在着一股比较典型的“本土主义”思潮。如项贤明认为，“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浸淫。一种真正的本土态度，应当是立足于第三世界本土社会教育实际的“本土生长”，只有脚踏实地的“本土生长”才能看清各种文化实践到底是在化西方为本土还是化本土为西方。（项贤明2000:218-229）著名法学专家邓正来先生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转引自薛涌2006:7）。他认为：“国内学者要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温新红、邓正来2005-9-26）甘阳先生提出了“华人大学理念”（甘阳2003-7-3），认为当今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可能把中国的大学变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2005年，有儒教原教旨主义者之称的蒋庆先生更是抛出《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蒋庆http://philo.ruc.edu.cn），声称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 上述两种对立观点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不仅余波未平，且大有新高潮到来之势。笔者认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没有解决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把依附论者（含西化者）称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话，本土主义者其实也误入了一个陷阱，那就是认为“东方教育优越”的本土中心。 二、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必然取向 在今天，我们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消除盲目的华夏优越感和崇洋媚外等狭隘感情因素，以开放的胸襟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地综合和摒弃，创造出既有本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文化逻辑应当是“和而不同”。当然，我们提倡“和而不同”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求的智慧，但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智慧的启迪下，立足于现实进行的文化创造，既要继承其传统智慧，也要剔除其中的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放的胸襟，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好好地学习和研究“和”的哲学。 （一）“和而不同”释义 “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不仅指和谐，也不只是一种愿望和追求，而是一个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钱逊2006.1；钱逊1997.4） 第一个层次是指“和实生物”。这其实是一种宇宙观。所谓“和”是指一个事物内部各个成分或各个部分、各个要素构成的多元统一的状态。“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或者说是万物的存在形式，即“和实生物”；相反，没有“和”就没有宇宙万物的存在，即“同则不继”。晏子曰“和，如羹焉。火、水、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而“同”则好比“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产生不了任何新的东西。“同”要求事物无差异的同一，将个性淹没于共性之中；“和”则不然，只有若干个“异”合在一起才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和”是开放的，能产的，富于生命力的系统。 第二个层次是指“和为贵”，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程子说：“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这就是说，一旦达到“太和”、“中和”，万物“各于其所”的境地，自然和社会、人事，一切就都顺畅安宁，天下太平。这就是“和为贵”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