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要把改革作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 1.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增强的两大压力。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增强的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正在凸显。面对现实的两大压力,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两大原则: (1)经济增长要在资源与环境可承受的条件与约束下进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会大大削弱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将不断加大经济社会风险。为此,我们应当防止的是:不能以GDP的快速增长掩盖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以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掩盖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不能以发展重化工业来掩盖能源利用的低效率。此外,也不能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成绩掩盖地方政府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的某些职责缺位。 (2)经济增长要在广大社会成员基本公共需求满足程度的条件与约束下进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路子很难走远。这是因为,能否逐步满足全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消费率长期过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所增加,都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直接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把加快推进改革作为提高经济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线。面对日益增强的两大压力,新阶段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既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又要解决民生问题。从近些年的实践看,无论是资源环境问题,还是民生问题,都与改革的滞后直接相联系。 由于市场化改革在资源要素领域推进的滞后,资源要素价格很难反映稀缺程度。而且,我国尚未建立起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市场机制,这使得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很难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从中央到地方逐级下达节能减排指标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由于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滞后,尽管各级政府大大加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投入力度,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问题仍比较突出。如不尽快形成公共服务稳定的财政支持机制、如不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的制度结构,民生问题很难得到全面地解决。 当务之急,应当尽快确立治标和治本兼顾的方针,在实施宏观调控中注重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增加民生投入力度的同时,尽快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改革攻坚的基本目标之一。由此,把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在体制机制创新的基础之上。 3.新阶段改革的实质,就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全面制度创新。当前,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已使我国的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出发点已由增加经济总量转变为提高经济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要将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到资源要素领域、国有垄断行业,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动力。第二,建设和谐社会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为此,应当尽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第三,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社会体制改革,都依赖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而政府转型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要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全面制度创新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为重点,在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4.我国进入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历史地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作用在减少,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几年经济过热、土地失控、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比如,由于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不适当的行政控制,使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由此,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与失衡,并使资源环境约束性的矛盾明显突出。再比如,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稳定投资增长的关键,是稳定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由此看来,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运行机制,已经是弊大于利,非改不可。 5.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作为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早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但10多年后的今天,粗放型增长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转轨大国。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问题;从转轨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的问题。现在看来,后一个转变更带有根本性,没有后一个转变,前一个转变是缺乏条件的。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机制尚未根本改变,政府仍然掌握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并严格控制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由此,使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问题。这样,不仅误导了企业,而且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相反,如果资源的稀缺性、环境的成本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在企业内部成本中,如果资源要素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竞争的实际供求关系,企业的行为、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会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