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建设机制的历史转型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然涉及到党的建设机制问题。党建机制与保持党的先进性之间的关系，犹如舟桥与河的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犹如“过河”这个任务，而一定的党建机制犹如过河之舟或桥。形成什么样的党建机制，不仅由党的性质、指导理论所决定，而且也由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处的客观环境条件和党的任务所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在不断前进的同时，也越来越显示出原来战争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党建机制与今天党的建设实践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要有效地加强党的先进性，不能不考虑党建机制问题。本文就党的建设机制的历史转型问题提出粗浅思考。

      一、党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党的建设机制

      所谓党建机制是指政党为增强自身活动能量所形成的结构上有序安排、功能上有机结合、效用上有效配合和衔接，并依此而形成党内运行秩序的、自身建设比较固定和成型的基本模式。这种成型模式产生调整党内关系、配置党内权力、规范党内生活、指导党员思想、约束党员行为、促进党纠错除弊、保证党健康成长的无形而有效的控导力量。形成什么样的党建机制，归根到底是由党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有着长期封建专制历史、遭受列强侵略欺辱、不存在民主政治体制的旧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不仅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规定了党只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当时，党的立足、生存必然地和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她领导武装革命的能力上。这必然要求党“特别能战斗”，党的组织要成为“战斗堡垒”，要求党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由此要求党必须形成一套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相适应的、保证党“特别能战斗”并壮大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的建设机制。

      我们党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过程中，也确实形成了这样一套机制：“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使全党在党的政治纲领基础上达到高度的思想统一，在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励下，充分激发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为“特别能战斗”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组织建设上，以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组织运作方式作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行方式，用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纪律构筑 “特别能战斗”的物质力量；在作风建设上，党培育了三大作风为主体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感召力吸引群众团结人民，使党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壮大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从而使党能够“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这一套党建机制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由于党当时所拥有的主要资源就是人，于是党的建设充分重视人的思想和道德的作用；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作为一个完成政治任务的军事组织而存在，党适应战争环境要求而形成了高度集中、强调服从的领导体制和组织运行机制。这一党建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环境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合理性。

      二、执政后战时状态党建机制的延续及其反思

      执政以后党的历史任务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而必须是在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自觉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先进性必须体现为决策正确、执行高效，充分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的利益。由此，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成为党的建设中新的历史课题。同时，执政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的权力腐蚀性，必然给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严峻的挑战，要求全党坚持执政为民的本质，提高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

      还在战场硝烟未尽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执政后防止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就有少数人发生蜕化变质，于是党的建设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经济天然地要求集中权力，由此延续战争年代的党内高度集中机制自然地有了体制性的需要。同时，把握执政规律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必然有一个认识过程，探求执政后党的建设的正确路子也就必然有一个过程。党的八大会议曾经明确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并且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新的思路。可惜紧接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党内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被打断，我们党基本回复到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建机制上，在那个机制基础上主要依靠四个方面的做法加强党的建设：

      一是运动式地抓党建，党内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惩戒相结合。这样强化了党内的高度集中与强调服从的倾向，由此带来很高的指挥效率，党的组织动员能力非常强。二是继续党在领导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职能，把党内斗争与在社会上抓阶级斗争相结合。这种政治气氛带来强大的心理压力而迫使人们谨言慎行，相对有效地防止了越权滥权特权现象。三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强调领袖人物与领导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四是从具体制度上做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要求。当时党建机制的主要支撑点，显现在外的是思想道德的自律规约力量（这种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共产党人的政治信念和领袖的模范表率行为）；隐存于后的是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强大威慑力量（党员干部一旦丧失政治生命，他的生存状况几乎完全被改变，包括个人前途的毁灭）。

      这一机制有着内在的缺陷，一是党的建设着力点发生重大失误，仍然在阶级斗争思维指导下推进党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战争年代党建机制高度集中的特点与执政后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过度集权相结合，形成党内的过度集中倾向，客观上不利于党内民主的发展。三是人治色彩明显，制度化建设程度不高。执政后，党高度重视防止党脱离群众的问题，但仅仅注重于从思想作风建设上解决问题，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做了一些规定，但还没能更多地从完善国家政治体制方面考虑问题。而党内轻视法治的思想倾向，又使我们习惯性地沿用运动的方式抓党建，这一方面使党和国家生活经常处于动荡不安中，缺乏稳定正常的法制化运转秩序，另一方面国家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不仅没能有效克服，反过来又以体制性力量进一步加重了人治的份量，从而不仅使党难以及时制止和纠正决策与执行中的重大失误，而且也没能真正解决权力蜕化变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