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多里，中国在经济上的战略性变革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现代化的远景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和渐趋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过现在看来，之于中国现代化的追求，经济上的成功远不是重点，更关键的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平稳转型。预期社会转型的动态均衡状态和阶层结构的长期变迁趋向，离不开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分析。社会新阶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成长是社会现代化变迁最为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标志，同时，也还是最有价值的社会观察点之一，借以绕过纷扰的现象跟踪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新路向。 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调整，那么，从社会分层的观察角度，依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变动所确定的社会地位垂直变化，则可以很清晰地投射出改革所引致的变化。因此，对社会新阶层成长的研究意义并不局限于为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现状提供适当的切入角度，还可以从中镜映出后改革阶段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状况。根据西方社会发展经验，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自主性得以提高，在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阶层有着高涨的社会责任意识、主体自觉性、权利主张意愿和政治表达热情。从一些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看，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安排到市场选择的转换必然引致社会的交往机制和利益实现机制的深刻改变，作为结果的一种呈现，具有现代化社会属性的新阶层逐渐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转向中心。随着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由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过渡的完成，经济上得到改善的社会新阶层必然期待在政治上得到公平充分地发展，在政治待遇的提升以及政治参与的机会上得到更多的满足。 但是，中国社会新兴阶层的政治参与之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一系列前置问题。包括对他们财富累积的正当性和竞争过程的公平正义的不信任而引起的经济地位合法性质疑、政治参与管道选择以及政治表达有效性等问题。本文的努力在于，在协商民主框架下的寻求社会新阶层的政治参与的可能途径，讨论参政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态中有否可能成为社会新阶层集合体的意见表达管道与组织载体，以及参政党党建的方向。 一、新阶层的社会融入与内在合法性焦虑 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结果，新兴的阶层占据社会中间层并将逐渐成为社会所有阶层中的多数。尽管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距离甚远，但是，仍然可以从二十多年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趋势中初窥端倪，阶层结构正在加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加速，社会分层日趋多元，但总体上看，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是相对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形逐渐向更为稳定的橄榄形转变。而中间阶层的壮大的直接缘由是改革后的社会新阶层的兴起和不断扩大，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① 的格局，以新兴阶层的成长为特征的，具有现代化雏形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已经出现②。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范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列举了6个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户阶层，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阶层，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自由职业人员阶层。③ 社会新阶层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共同特点是，阶层规模快速增加，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从物质利益的获得和受损的角度看，新兴的社会阶层属于中国改革的得益者群体④，他们通过改革获得了利益。不断增强中的社会新阶层构成中国实施现代化战略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还能稳步推进，多数人之所以还能对于改革给予认同，关键就在于有这个重要的社会基础⑤。 有人认为，中国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最具现代民主精神的阶层(Ronald Glassman,1991)。Gordon White(1994)强调，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至少，可以肯定中国新兴社会阶层对宪政民主转型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Bratton & van de Walle,1997; Haggard & Kaufman,1995; Huntington,1991)。事实上，宏大的民主政治目标超出了现阶段绝大多数中国社会新兴阶层成员的关注。他们当前社会新阶层面临的问题远还没有那么宏大，作为后改革阶段社会分层产物如何能够在复杂的中国转型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焦虑所在。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包括，阶层的地位和利益怎样获得社会认同？体面的顺利融入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何以可能？如何确定阶层识别的阶层社会位序？如何实现阶层利益表达的政治化等等。 我们专门针对私营企业主的一个小样本的问卷显示，他们倾向于认为“目前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态”，也更希望被称为“民营企业家”而非“私营企业主(家)”，说明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希望淡化“私营企业”字面所隐含某种否定性质的社会评价(如表1所示)。
问题的本质是现行的政治架构不能提供给新阶层充足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如果社会权利切割是一场零和博弈，可以想象没有其它任何阶层会自觉的同意为响应新兴社会阶层权利要求主张而提出的利益的重新分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