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研究者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以来，各种理论研究工作主要聚焦在现实问题的阐述与相关概念的辨析上。这些研究虽然为了解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现实状况以及理解教育公平的应然规定性提供了有益的认知框架，但也难免导致论述的平面化，缺乏历史的纵深感。① 历史视角的阙如既可能造成问题认识的不深刻与不全面，也可能造成理论思考的不真实与不适应。例如，教育理论界通常都是围绕“公平与效率”这一对范畴来讨论教育公平问题，但通过历史的审理便会发现，导致我国教育公平理想与现实出现波折的原因往往在于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之间的纠葛与权衡。 一、从“以普及为主”到“培养建设人才”（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时，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下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各种如今也随处可见的教育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的差别以及男女差别，等等。无论是从贯彻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实现共产党为大众谋利益的政治信仰的角度出发，新政府都面临着解决历史遗留的教育差别问题的任务。因此，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便明确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强调教育要向工农兵开门，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服务，并规定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 为了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指导思想，实现教育普及的目的，当时国家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一是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自1950年创办，到1954年共建校87所，招生647000余人。二是规定各级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各级政府特别注意在工业区和农村增办学校，在中等以上学校中设置人民助学金，在录取新生和教学指导上给工农干部及其子女以特别关照。在1953年高校招生时也规定，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的考试成绩达到标准时要优先录取。这些举措使得各级学校学生的成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据统计1954年在小学和普通中学中，工农成份的学生分别占82％和60％以上。三是进行工农群众业余教育，开展扫盲运动。1954年就已在职工中扫除文盲130多万人，在农村扫除文盲850多万人，在城市劳动人民中扫除文盲36万多人。当时，职工业余中小学的在校人数有290多万人，农民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有2330多万人。四是1951年10月颁布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学制针对原来的学制中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接受完全的初等教育的问题，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种种努力，新中国在最初的几年内确实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和数量，促进了教育公平，② 但这种成就却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时任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在1953年2月与各高校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便指出，“在过去，教育工作中注意数量而不讲求质量的倾向也是严重的。各级学校学生数量发展很多，但在教学质量上则不相称。去年录取的大学生有不少的人只考20分，入学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跟不上班。”中学的教育质量同样存在问题，如1953年报考高等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平均成绩不足40分的占46％，其中20分以下的还占23％。在扫盲工作中也出现了轻率冒进的现象，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重量不重质，造成了严重的“掉队”、“夹生”和“回生”的现象。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教育经费的制约。尽管1950年代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大，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国家在城市中鼓励私人办学，在农村则鼓励群众办学，但城市的私人学校和农村的集体学校仍然存在着经费短缺的问题，其设备必然是很原始的。其次，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根据1953年的统计，全国中学教师学历水平不到高中程度的竟占42％。再次，学习时间与生产时间的矛盾也影响了教学质量。当时，学生和相关教育人员经常被抽调参加生产工作，以致出现停课几周和几个月的现象。最后，质量不高可能与受教育者本身的基础薄弱也有关。工农群众此前基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缺乏短期内取得较高教育成就的基础。 然而，教育质量低下却是与另一个目的——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不相适应的，这在国家着手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表现得尤为明显。③ 习仲勋在1954年1月的全国中学教育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既要要求数量，又要要求质量。光有数量不能解决问题……首先解决教育工作和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同时解决教育工作内部的不平衡。”在教育发展要与经济建设协调的前提下，1953年1月举行的各行政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工作方针，指出要集中力量调整和管理高等教育与中等技术教育，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适当发展中学教育，以保证高校生源的质量和数量；克服初级教育的混乱状况，提高其质量。1953年5月17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1953年的教育工作方针，并提出“要办重点中学”。郭沫若在1953年9月所做的《文化教育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文教工作没能正确地结合需要与可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贪多、图快、急躁地工作。为了紧密地与国家经济建设相结合，要大力整顿和办好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有效地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适当发展中学，在数量和质量上保证高等学校的生源；高级和中级师范学校以及小学教育也要提高质量、保证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