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各阶段的质量保障理论 现代公认度比较高的“高等教育发展三段论”是由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博士提出的“精英”、“大众”、“普及”的教育阶段论。马丁·特罗以美国为样本,以欧洲(主要是英国)为参照系,于1962年首先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概念,1970年提出“普及高等教育”概念,1973年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论。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的属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而小于50%时属于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时则进入普及化阶段。他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观出发,剖析了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 在精英阶段,高校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以牛津剑桥式绅士教育、洪堡式精英大学为例,在精英教育阶段,高校规模小(一般是不到3000人规模的小学校);培养对象的生源仅限于出身优越、社会地位较高、天资聪明、受过良好前期教育的精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的特权;培养目标是塑造未来的政府管理者和学术专家的个性和智慧,为他们在政府和学术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培养形式是个别指导,师生关系基本是洪堡式的师徒关系;行政和学术的管理都由高级教授负责——精英高校尤其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认为质量标准只能由高校内部的“掌握高深学问的学者”来制定,质量控制工作应该是完全的“内部保障型”的——自定目标、自由发展,质量标准自设,标准的监控与保障由自己把握,不需要外部的管理和控制;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质量的体现,社会基本上只能被动地接纳高校培养的人才,而不能对高校提出要求。 到了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是更多人的一种权利——多样化随之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主要特征。高校规模庞大(一般都在万人规模以上);培养对象多样化,面向众多的高低不同门槛线(入学考试资格)上进校的各社会阶层的学生;办学理念多样化,学术型、技能型的主体培养思想并存,既培养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英阶层,又包括普通的劳动者。随着高教规模的扩大,教育事业发展的加速,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教育投入也空前加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开始实施,政府成为教育质量监控的“制度(制定)主体”,而质量监控抑或“评估”的“执行主体”也呈现包括政府主导型、半官方半社会型、纯粹的社会型等多样化的特征,质量监控制度“内部保障型”和“外部规范型”兼而有之。而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高校的内部管理也出现了学术专家管理型和职业管理型并存的多样化的格局。 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是全社会人的一种义务。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为社会大多数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做准备。高等教育质量观将更加重视满足高等教育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兴趣、期望承担起责任和义务。英国学者Pring所称的“目的的适切性”内涵将会得到充分的关注,满足高等教育消费者(包括政府和学生)的需要和期望的观点将越来越得到认可,社会中介评估等多种形式的独立评估执行主体将更为普遍。 2 大众化阶段辩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2.1 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质量和微观的人才培养质量 2.1.1 宏观的发展质量观 综合国内外一些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是全局性地评价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衡量高等教育发达程度的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是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及其教学与管理的总体成果。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规模指标、效益指标、速度指标、结构指标等4个大类。其中规模指标包括高教毛入学率、学校总面积、生师数、固定资产总值和教学科研仪器总值、图书资料数等;效益指标包括生师比、资产利用率、教育成本、科研成果转化率等;速度指标包括各项增长率;结构指标包括各层次、各类型高校比例及其在校生比例等。 宏观的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评价是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它对全面、准确、客观地把握高等教育系统运作和发展状况,衡量、监控和评价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完善高等教育的政策和措施,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益极有价值。 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证明高等教育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进化的“象牙塔发展模式”(Ivory tower,法语la tour d'ivoire之译,法国19世纪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的“脱离现实社会而自隐于理想中美满小天地”),高等教育和高等院校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总是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深受国家和政府发展目标的制约及影响。当然,除了政府因素以外,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大众心理、人口结构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反过来,高等教育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 21世纪的当前,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高等教育的发展给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和科技成果支持,经济增长又给予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强大的物质支撑——从投入的角度来讲,从公共管理的逻辑上讲,高校“使用”了国家预算(即财政投入),接下来再接受政府组织的评估是一个自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