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新阶段 记者：王老师，您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一直在关注西方各国的社运史和经济发展史，这对我们如今的改革来说，有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地方？ 王占阳：最近有人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基本完成了，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科学的。虽然我们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所谓“所有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突破，但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所有制改革的相对完成实际还只是继续深化改革的一个前提。西方直接所有制改革完成后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实际就是在直接所有制基本不动的前提下进行具有普遍幸福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改革。这种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在资本主义工资的基础上增加社会主义工资，二是在直接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我们的改革并不是所有制改革搞完了就结束了。我们的分配制度改革才刚刚开始。 记者：王老师，您能否谈一下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 王占阳：大体说来，自19世纪以来，西方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阶段。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劳动力市场价值支付资本主义工资，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谈到的“做一天工得一天的公平工资”的口号，实际就是当时的工人阶级争取实现资本主义公平分配的口号。诚然，从剩余价值的理论来看，这种公平工资也还是不公平。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不公平来说，这种公平工资已经是可以令人相对满意的公平工资了。而且，相对于仍然比较低下的生产力来说，这种公平工资也曾经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工资。 二是初步争取和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阶段。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雇员工资只是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实现，这种工资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如果雇员又获得了高于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工资，这种工资就是社会主义工资。当然，社会主义工资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然实现，而是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雇员的必要斗争和相应的分配制度改革才能逐步实现。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工人的“可怕的使人堕落”的居住方式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的劳动者过度劳累的情况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由于这种变化，当恩格斯于1893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德国时，他曾惊奇地发现，同以往相比，许多工人住宅的门面，竟然装饰得“像宫殿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形成了实行超出劳动力市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强制性的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力量又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开始实现了某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立法，这就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开始得以出现。这就是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第二阶段的大致情景。 记者：这样说来，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自然就是战后阶段了吧？ 王占阳：这个阶段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劲推动下，一方面，雇员工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高度发展，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形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普遍幸福主义分配制度大发展的局面。根据西方幸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作用已经基本上等于零。这就表明，到这时，个人基本消费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已经实现，因而西方分配制度的大改革也就到此结束了。 记者：王老师，您认为，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对于认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启示？ 王占阳：中西方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所有制改革只是初步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没有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不断的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内需就不能持续扩大，整个现代化进程也必然会在其较低阶段陷于停顿或倒退。二是所有制改革初步完成后，克服封建残余，实现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成为整个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具基础性的内容。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工资问题，实际基本上仍然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这就表明，我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仍然处于一种很初级的发展阶段。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实际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现阶段，这项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真正落实普遍幸福主义的财政制度，即实行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分配制度改革为主导和主体的新阶段。 我们所熟悉的四条道路都走不通 记者：如此看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啊。有人提出，我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 王占阳：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条不同的道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我们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有着较大的选择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何选择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确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如果我们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记者：您的意思是有很多道路是走不通的。 王占阳：我们熟悉的四条道路都走不通。在这四条道路中，有两条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这两条道路，一是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重新实行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路线，二是退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状态，重新实行直接公有制占据多数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两条道路之所以已经不值得讨论，一是因为实践已证明它们都行不通，二是因为倒退已经不可能，三是它们已被党中央和大多数人所抛弃，只有少数倒退派仍在坚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