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民事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兴起，波澜壮阔。由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包容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许多国家以“接近正义”作为其司法改革的主题、口号和旗帜。① 所谓“接近正义”，就是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使人民能够更便利地利用司法制度，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公正、更有效地解决纠纷，保护人民的权利。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而且明确提出必须“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执政党首次在正式工作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其意义极其重大，我国的司法改革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法院系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至今方兴未艾。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实际上已涉及民事审判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以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改革纲要》）② 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纲要》的实施涉及司法理念的调整、司法功能与作用的重新定位、司法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的变革以及司法制度的现代化等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相当于司法体制的重构。推行如此全面的司法改革，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中国司法领域存在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在实施《改革纲要》的基础上，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③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司法审判和司法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④ 一个令人深思的例证是，2003年，我国法院系统普遍开展了“司法为民”的活动；⑤ 而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办理的人民群众涉诉来信、来访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比前一年增加23.6％。⑥ 由此看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有必要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民事司法改革的合宪性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自宪法而下，位阶不同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国的法律体系，构成了一个国家基本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具有金字塔形的结构，宪法居于其顶点。在这种秩序中，位阶较低的法律、法规要服从位阶较高的法律的价值判断，以保持法秩序的统一性。⑦ 基于维护一个国家法秩序的统一， 任何涉法行为从根本上讲都存在着合宪性问题。 在德国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为了加速诉讼的进行，要求当事人在适当的时间内及时提交有关证据和主张，否则，这些证据和主张将不被法院所采纳。⑧ 由于德国控诉审是对事实和法律作全面的审查，这个规定可以轻易地被当事人规避。为了确保该制度的效力，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28条明确规定除了特别的情况⑨， 一审中超期提出的事实和证据在二审中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个制度被称之为“排除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增强当事人的程序时间观念、提高审判效率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该制度本身却有违反德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的嫌疑。在德国，当事人有依法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⑩。排除制度的适用可能构成了对公民宪法性权利的侵犯，当事人可以因此提起宪法诉讼。法院因此必须对加速程序进程的各种行为担负全面、综合的责任。这就提醒我们，应当对整个司法改革过程进行合宪性控制。合宪性控制指的是使宪法的最高效力不只是徒托空言，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各种公权力、乃至社会生活发生规范作用的一套机制。要言之，就是发现并排除违反宪法行为或状态的机制。 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广泛涉及审判方式、审判组织、法院内设机构、司法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从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对这些改革进行理想的规划看，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强烈地体现了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执着追求。但是，当上述规划由理念的层面转入实践的层面，并依托于法院本身作为改革的主体，就不能不考虑法院改革的合宪性问题了。(11) 合宪性对法院改革的内在要求无非有两个，一是改革的内容应当合宪，即实质合宪性；二是改革的程序应当合宪，即程序合宪性。改革的合宪性，不仅涉及先修法再改革，抑或先改革再修法的程序性问题，而且涉及改革的授权问题。有学者指出，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有关公共事务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以“先规则，后改革”，即“先修法，后改革”的原则展开。“边改革，边规则”的改革模式过分注重经验，而失却了主观能动性的必要发挥，其结果是改革意味着混乱；“先改革，后规则”的改革模式，则把改革过程视为政治强人的主观推进，从一开始便使改革烙上了深深的人治印痕。(12) 从各有关国家的改革实践看，解决司法改革的合宪性控制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议会立法进行授权，如美国国会于1990年制定的《民事司法改革法》(13)；二是成立专门的司法改革委员会，或者由议会以修改法律的方式进行改革，例如，英国的司法改革就是在专门的组织——法律委员会(14) 的主导下进行的。 在日本， 以1999年6月颁布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为依据， 在内阁之下特别设立“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专门负责拟订司法改革的方案。(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