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农业等传统部门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的转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我认为，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始于20世纪中叶，而且是伴随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伴随着中国农民的不断冲击而不断减弱的。 一、从种田不自由到自由，土地承包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一次冲击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种田，但种田不自由，每天要“上班”，不会有节假日，星期天更是“痴心幻想”；“文革”后期限制种自留地，不准喂猪养鸡；没有电灯、电视、电影、电话；穿得暖但吃不饱。这就是1978年前的农村。严格的户籍管理、“一大二公”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离不了家乡、离不开土地。刘少奇、邓小平曾支持包产到户，毛泽东于1962年严厉批评说：“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并由此演绎出他那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敢于给中央写信写文章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在毛泽东于1962年表态之后，立即受到了严厉的追查打击。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解回乡实施劳动改造，被毛泽东点名指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宇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① 1978年的春夏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人多地少，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矛盾，而人民公社的制度局限更使这一矛盾突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提出“包产到户”，小岗人在“触摸政策底线”。而这一触摸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加，小岗经验迅速在安徽全省蔓延，消息也很快传到北京政治中枢。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了小岗，他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后， 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农村工作中总的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到1981年7月，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近万字的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十几年来的争论终于结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土地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一亩地增加了几百斤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满足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家庭的需要。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从此在中国消失。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表面效果是农民的大幅增收，客观效果是冲击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心，沿着农—轻—重的轨迹变化，实际是对重工业长期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过度发展不足的结构缺陷进行弥补或纠正，促进了生产的快速发展。 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发展线索来看，具有很强的补课性质，而纠正二元结构的基本力量源于农民的创造性，政府及时支持并运用行政手段加以引导。1984年以前，由于城市改革尚未起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结果，大大缩小了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从而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引导收入从非农产业向农业转移。农业增长与分配格局的改变，使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32.8％，提高到1984年的39.8％。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1979—1984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村消费市场急剧扩大，农民购买的消费品在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52％上升到1984年的59％。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形成了对轻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从而使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4年的47.4％。农业和轻工业的扩张，则使得重工业得以从长期的自我循环中摆脱出来，转向为农业和消费工业服务。 二、从务农到务工，乡镇企业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二次冲击 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众望所归，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这个时候，农民运用自主种植权，又自发调整种植结构，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农业商品化提高。此时，村集体也开始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了基础。 大邱庄的禹作敏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登场了，“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他利用大队10万元集体积累，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攒成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几个，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短缺经济下的“双轨制”，使钢材的利润大得惊人。国营钢铁企业都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生产的钢材大部分被平价调拨。而大邱庄的钢材完全按市场价格销售。大邱庄的成功表明，当时的乡镇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具有制度优势。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范围从过去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合体和个体。乡镇企业来自于农业积累，并很快反哺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中国农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借助于乡镇企业吸纳，而另一部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开始面对这些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工作都能做的农民。如果以时间划界，1984年以前，中国的主角是农村，而1984年以后中国的主角已经转向城市，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着经济火车高速运转。与此同时，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农产品的争夺，各地诸侯纷纷加入蚕茧大战、棉花大战、柑橘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