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中的“三个高于” 收入差距一般指三种情况,即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同一个地区不同人群的人均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复杂,有区位条件、自然资源、技术水平、文化基础不同等所带来的区域性差距,也有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阶段性差距;有利益结构调整、收入渠道多元、权力资本寻租等体制性成因,也有金融、财税、劳动、就业、分配等政策不完善产生的政策性成因。笔者认为,“三个高于”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性成因: 一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行业的收入。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2005年度中央企业财务统计年报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电力、煤炭、交通运输等几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企业,年人均人工成本的中位值在6万至7万元间,而同年度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东部省份为2.24万元,中部地区不到1.5万元。垄断行业的员工工资大约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至4倍。其中,中国移动11.2万人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21万元,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5至8倍。 二是财政收入大大高于工资收入。有资料反映:目前,我国财政总收入已达到近3.5万亿元,而全国的工资收入总额不足2万亿元。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工资收入规模与财政收入规模相等,都是1.5万亿元左右。可到了今天,财政收入已经大大高于工资收入。这表明在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并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目前已经从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同时也说明了两点:(1)国家有条件运用财税杠杆调节收入差距;(2)国家必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行政成本。 三是资本收入大大高于劳动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进入并参与了财富的分配。“按资分配”,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要关注、研究、解决“按资分配”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如各地都在大规模招商引资,结果,某些地区海外资本大量涌入,GDP上去了,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上去(或者没有明显的改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资本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进入了外商的腰包,这就是资本支配财富的现象。又如,在股票、期货、黄金、房地产等市场中,资本收入远高于劳动收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获得暴利的自然是拥有雄厚资本的人群,结果是富者愈富,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由于资本投资、投机的巨大风险性,又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就业形式与就业特性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2006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2006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900万人,加上结转下来的下岗人员460万和登记失业人员840万,总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总量达2200万人,而当年可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加上补充自然减员,共可实现就业1000万至1100万人,也就是说劳动岗位的供求缺口仍在1100万至1200万人左右。二是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就业问题尤为突出。如有些资源型城市(钢城、煤城等)由于资源枯竭造成主业衰退,辅业无着,职工转业困难;又如,失业人员中的城市低保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4050”人员再就业困难。三是就业供求错位,劳动者技术素质与需求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主要是单纯力工富余和技能工短缺并存,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技能人才十分匮乏。四是高校毕业生依然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总人数达413万,大大超过2005年的毕业生总量,待业人数必将超过2005年。 出现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高就业”时代结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供求结构、素质结构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据统计,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比,改革开放前为1∶1,20世纪80年代为3∶1,90年代为10∶1,本世纪初为10∶0.8。 就业增长率呈下降态势。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城镇曾出现一次生育高峰,于是他们的子女相继出现了入托难、上学难、考大学难,直到今天的就业难。三是各类院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中缺乏前瞻意识,较少考虑转型时期的人才需求结构,导致许多专业的学生不“适销对路”,而职业技术教育则长期得不到社会重视。 上述原因中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比是一种经验数据,在就业模式和就业理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推测现阶段的就业状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预计今年新增就业岗位900万,就是按照经验数据推测出来的。如果就业模式和理念改变了,情况会大不一样。因此,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发展经济外,重要的是要转变就业模式和理念。不仅劳动者要转变择业观念,用人单位、教育部门都要改革体制、转变观念。 首先,就业岗位具有潜在性,要树立解决就业问题的信心。上海多年来为外来人员提供了400多万个就业岗位, 而全市下岗失业人员加起来总共不过几十万人。这说明就业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岗位需求,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