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明显差距。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继续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李鹏总理讲：“要以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和粮食、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依托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重点产业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缩小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差距指明了方向。如何缩小差距？我们认为建立以优势产业（特别是支柱产业）和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为依托的各种产业开发开放区是加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差距并形成重点产业区的具体可行的最佳战略举措。 迄今为止，所有的开发区或特区都是板块式模式，其要旨是发挥沿海区位优势或交通优势，赋予特殊优惠政策，创造发展的“小气候”，促进该地区较快发展，进而辐射带动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的意义：一是促进了这些地区本身高速发展，二是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对全国各地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出一些矛盾和弊端。主要是，第一，不平等竞争拉大了这些地区同广大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也拉大了它们和内地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第二，由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远离沿海开发区和特区，这些开发区对内地的带动辐射作用并不显著，而且中西部不具备沿海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其示范作用也有诸多局限。前几年有些中西部地区不顾自己的客观条件，机械照搬沿海开发区的经验，一时间，省、地、县甚至乡都盲目建开发区，形成一股“开发区”热。结果吸引外商、外资收效甚微，致使大片良田被侵占、荒芜。干部们感叹：“开发区经验虽好，就是学不到。”第三，沿海开发区、特区都是板块式，在外延上是以一个市或地区地域为界；在内涵上经济结构基本雷同，产业结构基本相似，多数是发展自成体系的加工工业。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对全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帮助不大。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和原材料等“瓶颈”产业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为了克服这种矛盾和弊端，我们认为建立以优势产业和国有大型企业为依托的开发开放区，是符合中西部地区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在内涵上，它以优势产业和大型企业为依托，易发挥产业和大型企业的带动作用；在外延上，它不是板块式，而是星点式，它不以地域划界，而以产业划界。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于： 第一，建立产业开发区，可以有效地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局。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大局，一切发展都谈不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有历史原因也有政策因素，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物力、财力和地理环境制约，经济发展只能集中在少数点上或带上进行，自然会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适当的地区经济差距可以激发落后地区危机感，加快本地区发展步伐。解决差距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差异就是矛盾”，差异的扩大，意味着矛盾的加深，必须把握好差异的尺度。否则，差距就会转变为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因此，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保证改革、发展必需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实现，必须而且迫切需要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解决的途径就是依托中西部自身优势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开发开放区，而不是照搬沿海模式建立板块式开发区和特区。 第二，建立产业开发开放区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西移的支撑点。 以浦东开发区的建立为契机，实行沿江开发战略，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向中西部推进，但如何推进，众说纷云。其代表性的有沿江、沿线开发战略；隧道式发展战略；跳跃式发展战略等。前两种战略在有江、有铁路线的地区可以得以实施，那么没有江，没有铁路线的地方怎么实施？跳跃式战略支撑点又在哪里？我们认为，以建立产业开发开放区为支撑点，实施星火燎原式战略是国家经济战略西移的有效途径。因为中西部地区幅员广大，而且大都交通不便，经济、科技、信息相对落后，如果仅靠沿江、沿线的开发逐步向内地推进，在短期内也难以缩小差距，而且很可能又把差距拉大。如果建立产业为依托的开发开放区实施星火燎原式战略，既可避开这一弊端，又具操作性。早在“三五”、“四五”、“五五”期间，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布置了一大批各类产业的“三线企业”，这些企业的设备，技术和经济实力都较强，在十堰市建设的二汽就是典型代表。以这些散布在大山里的国有大型企业为依托，建立起开发区，或者建设以中西部丰富的水电、石油、煤炭等资源为依托又能与东部产业互补的产业开发区，并以这些三线企业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给予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就可以把地方企业带动起来，形成燎原之势，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可以与沿江、沿线发展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李鹏总理提出的各具特色的产业区就能顺利形成。 第三，建立产业开发开放区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