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06-0073-05 侨乡社会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形成的、以广东和福建两省为代表的、因海外华侨“反哺”家乡而形塑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社会形态。侨乡社会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在海外拥有众多本土籍华侨；二是华侨以资金和侨汇要素参与家乡建设，成为发展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三是海内外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是在海外华侨社会与海内侨乡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推进的，并带动全国的现代化运动。对于中国而言，华侨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 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的侨乡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运动，表现为商业化、外向化、城市化和文化创新的现代性特征，华侨和商人构成现代化运动的主体。而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则首先从外向化切入，以外向化启动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国际化。而外向化的动力首先来自华侨华人，由侨力促动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使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在改革开放时期表现出典型的外源型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侨乡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侨乡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运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挑战，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对现代化的回应和建构过程。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新的世界历史环境，将华侨资源转化成经济优势，以侨力启动对外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侨乡奇迹”，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邓小平所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侨乡特色”。 一、邓小平的“独特机遇论”与对外开放路径 邓小平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围绕如何利用世界历史环境发展现代化、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这一主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逻辑思路。 （一）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日益增强，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能否把握世界历史潮流。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他认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因此，他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p.117)邓小平把落后中国的经济前途与对外开放挂钩，强调孤立于世界之外不利于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 （二）对外开放要梯级分层地推进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对外开放是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拿来”仿行。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强调对外开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据此，他提出采取地域上梯度开放、领域上分层开放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开放沿海地区，然后向沿江、沿边及至内陆腹地渐进，而沿海开放采取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省份的路径梯级深入。采用这种方式的目的，一是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东西，二是向国外展示中国的政策和发展成果。经过这种梯级深入的“三步走”，到1992年底，中国形成了一个以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以内陆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以边境口岸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三）把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作为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指出，建设现代化必须学习和引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得到国际上的帮助，并以此“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p.33)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2](p.156)“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还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1](p.32)1992年，邓小平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相比较资本主义而言更大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邓小平的视野里，只有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 （四）把侨乡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正确选择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对于全国的改革开放关系重大，因此选好“试点”就成为关系全局的至要之举。邓小平首先紧紧抓住了侨乡社会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对“海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把“海外关系”转化为现代化的启动力。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社会上对“海外关系”问题的错误认识，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3](p.6)1984年8月1日在接见船王包玉刚时，他又指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基于对“海外关系”的本质把握，邓小平把华侨华人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在设计对外开放的蓝图时，首先选择了经济基础虽然比较薄弱，但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广东、福建作为最先对外开放的省份。1992年，邓小平对当初的决策专门作了解释：“那一年（指1980年，笔者注）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因素考虑，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1](p.366)四个经济特区设立后，华侨华人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现代化力量。对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3](p.12)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再次强调：“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的独特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3](p.12)把几千万爱国同胞作为中国发展的独有优势，选择具有丰富海外关系的广东、福建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先行点，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世界眼光和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