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明显特征就是城乡结构的二元性对立，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结构上，而且体现在文化模式上。目前学界讨论城市农民工问题基本上以此为宏观背景和立足点，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扩展和延伸，学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发生了转向：由宏观研究转向微观分析；由可见的物质性问题转向不可见的体验性问题：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变迁以及农民工城市适应等等问题都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而这些研究的主题最终都会落到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待遇这个问题之上：应该为农民工正名、赋予其正当的市民权利逐渐成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识。因而，城市社会的对农民工歧视性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界反思批判的重点，其中户籍制度更是千夫所指，成为歧视性制度之首。笔者认为在农民工社会地位改善的过程中，制度变革固然重要，但是制度供给和制度实践并不是一致的，制度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网络中作用的。本文从城市人对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这一问题入手，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形象生成背后的逻辑以及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影响，从而认为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逐渐演变为城市群体的行为惯习，产生了歧视集中效应，这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国家关于消除歧视农民工现象的制度安排的作用，这也为我们理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以及城市适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城市农民工形象的建构及建构逻辑 中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自古就有，乡村精英一直以来是联结国家与乡土社会、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社会转型加速期，城市农民工逐渐成为另一种联结城市与乡村的中介，他们是城市经济与乡土经济、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以及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联系和交流的纽带，同时也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碰撞点和承载者。虽然农民工群体绝对数量上是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5年大概有1.2亿。① 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空间，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大多处于松散无序的状态。我们知道大规模群体运动需要群体内部共同的目标和兴趣和统一的组织，② 整合组织和群体性认同的缺失瓦解了农民工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可能性，尽管中国农民工群体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③ 群体社会地位处于巨大不平等结构之中，但是却无法通过动员社会运动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残酷竞争产生了所谓的“竞争整合”，使农民工在劳资博弈过程中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相对于城市群体而言，原子化的城市农民工群体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不但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上弱势，而且文化上也弱势，话语权的缺失使农民工群体长期集体“失语”，这意味着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残缺，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工缺少向陌生城市人表明自我形象的路径，而且生活空间的区隔阻碍了城市人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认识，城市大众对农民工形象的认识多来自阅读和感性的体验，通过媒体和一些零散的感性接触完成了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认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形象大部分不是农民工真实形象的自我表达，而更多是被建构的。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根据自身需要对异域及其文化进行正面的或反面的“形象模塑”，④ 一般而言，优势文化对劣势文化多会产生心理贬低从而对其进行贬低性“形象模塑”。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城市农民工形象建构是指城市人依据自身的文化模式和实际需要(政治、经济以及心理的需要)，而非建立在完全的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形象模塑”，这个形象建构过程具有如下三个特性： 1.城市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代表了具有优势文化意识的城市群体对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均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农民工群体的形象模塑过程，因此为了突现自我优势地位，城市人对农民工的这种形象模式多是贬低性的建构； 2.城市人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主观认知和感受构成了城市农民工形象建构的主要内容。虽然城市农民工的形象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农民工实际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有其客观性的基础，但是它更多是经过城市人——这个认知主体主观加工而成的，与客观形象并不必然吻合⑤(张文，2006a)。正是由于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往往使城市人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在部分的认识了解城市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后产生一定的同情心态，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对城市农民工的贬低性形象产生一定的歧视和抵触心理。所以城市人通常能够在经济物质上帮助弱势农民工，同时又会在权利和机会平等享受中排斥农民工拒绝给他们平等待遇； 3.城市群体对城市农民工形象的建构已经深刻地内化到广大的城市大众的社会心态之中，对于城市社会的普通大众来说，对于生活在相对封闭空间的农民工群体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并不完全理性的形象认识，因此这种建构属于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其中难免夸张和扭曲的成分。⑥ 其实农民工给城市群体留下脏、乱、坏、笨的印象自身有很大的原因，比如农民工的犯罪频率高、社会交往局限、文化素质低等，但揭示城市农民工形象，以及歧视农民工的类型和原因并不是本文的主要学术意图。笔者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城市群体对农民工形象的记忆对其行为以及国家制度安排和实践的影响，深化我们对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整合问题研究。下面笔者就通过以下一些数据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证经验材料来论证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城市大众对待农民工的贬低性形象模塑的集中性和普遍性，笔者以为孙立平先生倡导实践方法比较适用本文的研究，⑦ 所以在资料的选择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中流行的口舌文化、对于农民工的媒体书写以及关于城市大众对待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态度调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