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三农问题”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70％，我们用占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上20％的人口。所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全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今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同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深刻领会和把握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现代化进程“两个普遍趋向”的论断和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论述，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三农问题”，克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弊端，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建立和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地、平等地、公正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三农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内容及其根源 1、“三农问题”的历史背景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在“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着重解决的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产业部类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向的问题，农村问题着重解决的是农村作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农民问题着重解决的是农民作为国家主人公和重要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生活水平提高问题。从传统上讲，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曾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如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成熟的种、养技术，传统的农产品加工技术都有许多可取之处。在历史上，“农本”思想曾经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汉代文帝时代的贾谊把国家粮食的储备的多少看作是关系国家治乱的根本条件。他在《治安策》中说到：“夫积储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大意是：粮食和财富的积蓄、储备，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命运。如果粮食多、财富宽裕，做什么都能成功，攻取敌人的城池就能攻下，保卫国境就能坚固，作战能够取得胜利，在外交上能取得主动。汉代景帝时代的晁错也把“重农”作为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使人民免于饥寒的根本途径。他把粮食生产作为老百姓“开其资财之道”。他主张“贵粟”，并制定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措施、对加强中央政权、削弱藩国势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秦朝到清朝，二千多年的历史，重视农业，通过发展农业来推进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一直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目标。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文明传承等等），中国历史上高度的农业文明、技术文明和明朝（明成祖永东年间，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在大致相同的时代，欧洲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瓦特发明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引起西方工业革命，现代西方文明成为强大世界潮流）。到了清朝末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镇压，曾是历史上的强大国家——中国最终沦为落后国家，从而使近代中国成为落后挨打的弱势国家，处于受欺辱、受蹂躏的地位。中国农民的地位问题与整个国家命运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整个近代显得异乎寻常地尖锐，这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西方学者有这样的分析：“中国是一个由小批精英统治的国家，历代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他们视农民为草芥，在不激发农民起义的前提下可以为所欲为，向农民榨取税收，专横的任意的没收财产，……而没有动力去培养共同财产。”通过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桎梏、社会结构的约束、体制环境的压制、传统观念的影响，实际上则把农民推向受榨取、受掠夺的地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工业革命实际上没有办法在封闭的、僵化的经济中催生，这就为我们今天在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留下了历史的隐患。 其次，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历史背景时，要充分考虑基本国情的影响。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地关系紧张。我们知道，资源禀赋——人地比例关系对于农业、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人地比例关系怎么样，直接影响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就业容量、农业经营方式和土地本身的功能，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明朝人均耕地最多时是12.6亩，这种比例关系是比较理想的。到了清朝末期，1840年全国人口由清初（1644年）的1.43亿猛增到超过4亿，全国耕地清末比清初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达到8.5亿亩，但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 2.1亩。从此，中国就一直是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较快，1984年全国总人口突破10亿，人均占有耕地下降到1.43亩，现在，我国人口达13亿，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我国耕地保有量已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的18.89亿亩，每年按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 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0.5亩的危险线。这样紧张的人地关系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制约性相当大，一是农业内部就业容量日益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非常紧迫，仅仅靠农业本身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越来越小。二是这种基本国情对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相当深远，农业的比较效益很难能在规模经营上得到体现，主要是分散的、众多的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实行集约化经营，着重提高土地生产率，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显不出优势。三是耕地对农民来说，是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还不能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土地的功能或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保障农民生存、基本生活方面，体现在社会公平方面，但对于推行合理的规模化经营却是很大的制约，我国现在实行，并且将长期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方式既与这种人地关系有关，也与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特征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