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大力倡导下，不断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使得西方国家的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步入了普及化阶段。随着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从事低学历者就能胜任的工作，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失业现象。西方学者把这称为“教育过度”。 一、什么是过度教育 在教育经济学领域，最早对过度教育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他在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书中对教育过度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对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教育收益率下降的原因做了研究。从此，过度教育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对过度教育的理解、认识不同，学者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毕晓普(Bishop)对过度教育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1] (P484)约翰·罗布斯特认为：“一个人获得的教育超过其职业通常要求的水平，便属于过量教育。”[2] (P329)，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所谓过度教育，对个人而言就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其从事的工作实际所需要的教育水平；对社会而言就是指社会所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二、过度教育的表现 曲恒昌等在对有关过度教育文献总结的基础上，认为过度教育的具体表现为：(1)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即知识失业)。(2)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3)高才低用，大学毕业生从事通常由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通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等等。(4)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为低。[2] (P329)根据曲恒昌所总结的过度教育的表现，与我国的现实作对照，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现阶段我国也存在着过度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各高校学生就业率几乎为100％，但自1995年以来，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2001年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其初次就业率为82.75％，一般院校初次就业率为68％，高等专科学校初次就业率仅为41.23％。[3] 200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有近30万毕业生未能就业，2003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的第一次就业高峰，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了212万人，其平均就业率为70％，将近64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到2004年，大约有75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随着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竞争愈来愈激烈，导致那些怀才不遇者只好屈自俯就，从事低一些的工作或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这对我国来说，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一些毕业生干脆放弃寻找工作，一心一意考研，希望通过获得更高的文凭来提升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导致我国近几年来考研热持续升温。据统计，我国考研人数从1995年的15.5万人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117.2万人，尤其是一些地方院校或相对“冷门”的专业，50％的本科生报考研究生也很常见。而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和在就业市场上受欢迎程度也在下降。就用人单位而言，在雇佣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更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从事的工作。这样一来，原来由一个专科生就完全可以胜任的工作却用本科生来代替，而原来只需要本科生的工作现在却用研究生。人才依次降格使用，导致人才高消费，高才低用，优才庸用，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就业者也会产生挫败感，对前途缺乏信心。 三、过度教育的特征 在我国，讨论过度教育特征的文章很多，大都认为我国的过度教育呈现的是一种暂时性的、结构性的、总量不足的过度教育。而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结构性过度教育，还存在着知识劳动者(主要是指大学毕业生)总量供给过多教育过度，并且这种现象在短期内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1.总量过多教育过度 许多作者在讨论总量不足过度教育时，总是拿我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人力资源存量、居民中大学生所占的比例等指标与西方发达国家作比较，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虽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刘尧在《新世纪高等教育评论》中指出，按每亿元GDP拥有的大学生数比较，原苏联和美国只是160—180人，而中国约620人。可见，中国教育发展的速度大大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虽然中国按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如上述国家，但是从经济条件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来看却大大高于这些国家。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却呈下降趋势。1980—1989年、1991—1995年和1996—200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3％、12.0％和8.3％，就业增长率分别为3.0％、1.2％和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分别为0.332、0.1和0.1，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此趋势至今尚未逆转。[4] (P95) 表一：不同阶段中国三次产业就业GDP弹性系数及对就业增长的贡献份额(％) 年份 就业GDP弹性系数 对就业增长的贡献(％)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1979—1990 0.0950.290.2543.1 28.128.8 1990—2002 -0.0250.023 0.15-22.721.4 101.3 1978—2002 0.02 0.042 0.083 25.5 26.348.2 资料来源：转引自蒲艳萍：《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增长影响及国际比较》，《现代财经》，2005年第2期。 从我国三次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看：第一产业随着产值的增加，就业人数不仅不增加，反而开始减少，这说明第一产业已达到饱和并开始排斥劳动力；第二产业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技术更新换代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导致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成为目前我国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体产业。但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结构从总体上尚处于低层次结构水平的不合理状况。具体来说，传统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高，如商贸餐饮、交通运输、仓储等；而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业、咨询业、科技研究开发与服务、文化教育、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在内的直接促进产业发展的新兴第三产业则发育不足，占第三产业总增加值比例偏低。传统第三产业对知识劳动者的吸引力不高，而知识劳动者最青睐的新兴第三产业由于发展程度不高，对知识劳动者的吸纳能力也很有限。从知识劳动者的供给来看，从前文已知，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不断增加，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分管大学生就业的副司长刘大为介绍，今后几年，大学毕业生还要以几十万的数量增加，导致我国目前知识劳动者的总量供给大于社会对知识劳动者的吸纳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