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国家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都是领域(资源)之争；领域又包括领地、领海、领空；而领地即疆土，又是先决条件和基础，是发源地；领地上的人口、土地、水、矿产资源是一切矛盾的争端；而土地又是统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重要标志，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社会)，土地被用做剥削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消灭剥削)，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剥削)，土地不再是农民谋生的主要来源，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条件和主要资本。 华西村、大庄村、四房嘴村等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土地不能分散经营，要统一规划，统一使用，利益共享，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小范围的平均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另一种捷径；要快速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不能搞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分散到农户种，农民千百年的遗传和参差不齐的文化程度，不可能一时统一认识到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本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土地只能用来种粮，不懂得效益分析，如政府倡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难度都相当大，更不用说用土地来合理开发其它；要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和把农民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不能搞家庭承包经营：解放初期，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只有死守土地才能生存，仿佛是土地只属于农民，农民不能离开土地，但当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城市就业岗位无限增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注入农村，农民生活迈向小康后，对农村城镇化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农民进城务工，享受城市居民待遇，过上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彻底摆脱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也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追求；据最新统计表明，农民家庭收入70％是经商务工和经营其它行业，20％是种养业收入，10％是粮食收入，可见土地收入已经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而土地承包后，农民对土地的责任感或承包合同的有关约定，使得他们进城务工和务农两面都顾及不周，甚至造成两误；农村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更不能搞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民迫切希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在国家各项惠民政策都无法激起农民的种粮热忱的时候，将土地集中管理，统一规划，规模经营，发展集约型经济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那些海拔较高、耕作条件较差，投入大于收入的土地，目前已大量荒废，农民早已搬离了土地，可开发利用价值很高，但目前农村出现了一些不合理阻碍发展的现象。 首先，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必然会依法征占一些土地，要从农民手中征用一寸土地比登天还难，承包合同已签订30年不变，哪怕就是荒废起使用权也属于承包者个人，如果是建设(如道路、工厂、集镇等)和开发必需征用土地，那时土地则成了农民阻挠建设、阻碍发展，敲诈勒索的工具。国家再有政策农民常常不讲理，非要按他的“政策”办，方得同意征占，许多重点建设和经济发展项目，地方公益事业都因征地难而被迫放弃，所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一大障碍。 其次：土地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造成新的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土地按国家政策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使用权后部分人在依法流转使用权过程中，得到了补偿金，另一部分没有流转使用权的，并没有得补偿金，但当人地矛盾突出时，或承包合同期满后，农民手中现有的土地又要打乱，集中后平均分配，未流转使用权，未得到补偿的农民就坚决反对，那时农民就会说：“他们的土地是他们自己卖来吃完了的，我们为何还要分土地给他们”。这就会出现农村失地农民和有地农民之间的矛盾，即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和新的贫富悬殊。 再者，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指土地公有，所谓公有并非是形式上的公有，实质上只属于农民(承包者)个人所有，时间越长，私有化程度越深。因为土地作为一种不动产，它的价值只有在不同的用途中才能体现出来，即它只有使用价值，而使用权都属于承包者个人，何谈公有呢？所以要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永远牢牢把握土地这唯一能受控于统治者的基础性资源。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较发达阶段，二、三产业飞速发展壮大，市场经济国际化，落后的农村，土地政策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必须尽快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管理体制。因此建设：一是取消较长期的土地承包契约；二是划拨国家重点建设、公益事业和经济发展规划用地；三是按需要，按用途和土地适用来划拨使用权；四是按用途规定使用权年限，如种粮土地只能一年承包一次；五是荒地、林地、森林一律收归国家集体所有，这样禁锢农村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才能得到解放，新型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经济，才能得到活跃和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