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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多年，中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持续走低，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扩大内需、保持可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阻碍。本文分析认为，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相比，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相对过快，企业利润增速相对过快，社会财富和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持续恶化。本文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图1 1984—2004年中国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过去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0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7％～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低于70％。以1995年为例，印度的最终消费率为77.3％，俄罗斯为73.2％，美国为83.8％，以高储蓄率闻名的日本略低，但也有70％，而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80年的66％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58％，其后虽缓慢回升，到2000年也才勉强达到61.1％，随后又持续下跌。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2002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2002年，中国当年的消费率为58.2％，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 
图2 2002年最终消费率国别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消费率的逐年下降，投资率自然连年走高。2000—2004年间，中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42.3％和43.9％。与此对应，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在20％～30％，消费率一般在70％～80％。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数据，1970—2002年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费率由74.2％上升到79.6％。由图3所示，2001—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2.5％，而消费平均增长10.7％；从1998年到2004年，消费平均增长率为9.7％。虽然出口稳定增长，但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净出口而非出口，并且中国的净出口增长极不稳定，很难保证持续增长。② 关于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33.3％，投资是48.8％，进出口是17.9％，这还是经济普查调整之后的数据。总之，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分依赖的事实勿容置疑。 
图3 1999—2004年中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 总的来说，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并且其中五分之一左右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异常低下。中国的消费与储蓄（以至投资）比例明显失衡。消费率过低（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银行存贷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低效率的投资的增长，畸形运行，在净出口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必定受消费增长制约，投资波动直接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机会成本极大。毫无疑问，消费率过低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高速发展。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寻找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真正主因。 一、相关研究回顾 无论是家庭还是整个社会，其收入除极少量用于捐赠之外，要么用于储蓄要么用于消费，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涨的互补关系，消费的另一面就是储蓄，因此，研究消费必须研究储蓄以及与储蓄紧密相连的投资。 国际经验方面，S.Kuznets（1946）针对美国1869—1938年的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数据分析美国长期消费函数，发现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致等于（长期）平均消费倾向而并不呈现出递减趋势。这容易理解。如果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居民消费会随其长期恒久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调整，一般不可能出现长期边际消费持续倾向递减，进而导致平均消费倾向长期持续降低的。这实际上为分析中国过去20年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即“中国消费异常”一定相应有异常的原因隐藏其后。 研究者通常认为，收入流一定的情况下，（即期或短期）消费减少可能存在两个重要原因：预防性储蓄和因金融抑制等原因而存在的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 Theory）认为，指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将导致当前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理论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经验支持。例如，Zeldes（1989）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收入阶层的美国人将会不同程度地减少谨慎储蓄的比例（相应增加消费），Zeldes的验证结果是，在没有收入不确定性情况下，收入为200美元的个人消费将比存在不确定性提高20％，而收入达到500美元的个人消费提升的幅度仅为7％。这即说，如果消减收入的不确定性，低收入群体将比高收入群体体现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经验规律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同时社会财富分布不均匀程度增加，则整个社会的整体消费率水平会相对下降。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似乎正是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历。此外，Dardanoni（1991）检验跨地区英国农户的数据时发现，60％以上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防。其它如Carroll、Samwick （1992），Guiso （1992）的经验分析也支持预防性储蓄理论，包括Dardanoni （1991），Carroll （1993,1994），Kazarosian （1994），Jappelli and Terlizzese （1994）等将收入不确定性和影响储蓄的其它因素一起检验。显然，预防性储蓄理论是一个针对即期消费的“中短期理论”，长期看，作为延期消费的储蓄最终总会变成消费。对于家庭而言，20年属于中期，预防性储蓄理论对中国过去20多年消费率连年下降应该具有一定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