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已写入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这体现了自十六大以来我国着力解决现代化发展中日益突现的不平衡问题的一贯思路，也体现了农村改革重点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到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再到统筹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延续性和递进性。然而如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仍需要在理论上正确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含义，并在尊重和充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合理设定农村建设目标，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2005年11月2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农村改革论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国家农业部、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中国体改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江苏、湖北、福建等省市的专家、基层政府代表、非营利组织代表、农民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大家深入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并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现将与会专家的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向：新农村建设 十六大之前，学术界和理论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局限于农村内部，当从国家宏观体制入手。十六大及十六大以后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均指向一种全局视角。同时，“三农”问题亦非常复杂，非任何一种战略可以包治。党中央的两个一号文件分别针对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着眼于农村问题的解决，这也将有助于“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专家认为，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反哺方针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全面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然要求。 但需要强调的是，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仍是有区别的，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目前存在一种现象是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过于宽泛，传达下去使基层感到疑惑，误认为“三农”问题过去了，现在改为新农村问题了。而与理解上的宽泛相对，实践中落实到操作层面又很窄，仅仅限于修路、整理村容和房舍，缩小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忽视了其核心内容。此外，学者指出，今天所讲的新农村建设不同于5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自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我国要建设四个现代化以来，在现代化农业的口号下新农村建设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成效甚微。因为当时发展重点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种畸形的二元结构下的新农村建设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今天国家强调两个趋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体现的是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不同于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的。 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提出了六字方针，即“多予、少取、放活”。有专家认为，这六个字，讲了六个要素，即“三个利益要素”和“三个组织要素”。三个利益要素指的是：农业税问题，土地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三个组织要素指的是：乡村两级的治理结构，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农协组织。 风险防范：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农业社会，它发展出了一种以风险防范为导向的组织结构。传统农业社会突出的特点是低收益、低风险。因为产业不发展，小农经济社会自然风险也不是特别强，再加上当时的传统思想，包括儒家学说，都是强调约束人的内心，不要发财致富，求得跟自然界的平衡，一个基本概念“天下太平”的“平”字就讲这个意思。在这样的传统社会，成立官府主要目的是保民安民，就是解决风险问题，不是解决富老百姓的问题。它还是成体系的，所以它维持了几千年。第二个阶段就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财富社会，就是强调收益。这种收益在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财富极大地放大，它认为财富可以控制风险。这是工业社会一个特点。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核武器、恐怖主义活动、艾滋病、禽流感等威胁的出现，这个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高度反思。目前全人类面临四大风险：核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疫病风险，还有战争冲突。现在联合国、全世界更加注意疫病风险，因为大家看到像禽流感这样的妖魔放出来以后不得了，它就是在规模养殖的基础上，在经济发展环节上冒出来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首先要从风险防范角度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农村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破坏自然环境引发洪水、动物卫生影响人类健康、农产品波动影响国民经济、农村社会矛盾影响政府与公民关系等，均有可能由于农村与城市的密切关联而演化成全国性的风险。和谐社会就是追求一种高收益、低风险的理想状态。新农村建设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因此在和谐社会中具有非常突出的位置。 其一，正视风险与收益相伴随的客观事实。在经历了低收益、低风险的传统社会，追求高收益忽视甚至躲避风险的工业社会后，收益与风险的对应性逐渐得到承认。中央文件将我国过渡时期称为黄金发展期和矛盾突现期，即体现了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后工业社会城乡之间、国家之间的高度联系使得风险的扩散极为迅速，农村问题转化为全国性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科技进步加剧了这一状况。禽流感等疫病的威胁进一步提示农村转变生产方式的同时要转变生活方式及管理方式，改变传统农村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