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率在这轮宏观调控中仍能发挥重要作用 (一)利率对这轮宏观调控中的结构问题也能发挥调节作用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结构性问题。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为代表，在高利润驱动之下，一些行业投资增长明显过快，导致货币信贷投放猛增，经济开始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措施，化解了经济局部过热风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反思这轮宏观调控，由于结构性矛盾表现突出，实行“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就会是一种必然选择。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通行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总量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利率政策不但具有对所有行业都“一视同仁”的一般性特征，而且与准备金率这种货币政策工具相比，在治理宏观经济时以温和著称。特别是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利润行业出现的投资过快增长问题，利率向上微调的作用很容易被社会各界所忽略。 但是，如果把利率的作用置于当前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之下进行考虑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利率对这轮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也能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当前这轮经济增长的两大核心驱动力量。由于农民进城，城市化带来了全国各地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使汽车开始逐步走入家庭。显而易见，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快速成长需要大量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而钢铁、水泥、电解铝投资猛增又会导致上游产业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上述事实启发我们，如果这一轮经济增长中下游产业住房和汽车能够保持适度平稳增长态势，那么上游产业投资的过猛增长态势就可能被有效控制。 作为大宗消费品，住房和汽车的购买经常是分期付款的。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目前我国住房信贷期限最长可达30年。一旦利率向上调整，贷款买房的消费者因为需要承担额外的附加成本，很可能会选择放弃住房购买。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在买地和开发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这些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利率提升必然导致开发商成本上升。有鉴于此，利率调整不但可以从供给侧抑制房地产开发商的供给泡沫，而且能够从需求侧抑制消费者的非理性需求，这意味着房地产业有着很强的利率敏感性。与之相类似，汽车消费也有类似特性，利率水平的提高完全可能导致贷款买车者推迟消费。 基于上述逻辑，利率提高首先将导致下游产业房地产和汽车业需求下降，进而导致上游产业钢铁、水泥、电解铝的投资下降，而煤、电、油、运等行业出现的瓶颈现象也会随之缓解。换句话说，我们不但应当看到中央银行利率变动对高利润、高增长行业成本的直接影响，更应当看到它的传递放大效应。 2004年10月29日，中央银行9年以来首次向上微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利率仍然维持在历史较低水平。2005年3月17日中央宣布上调住房贷款利率以后，5年期以上自营性个人贷款利率不过大约维持在5.51％～6.12％的水平，而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只有4.41％，低于同期普通贷款利率水平。因此，未来中央银行将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必要时可以选择继续上调住房贷款利率或者普通贷款利率。即使上调幅度有限，相信也会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结构问题起到意想不到的调控作用。 (二)放松信贷管制有利于利率工具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200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货币信贷增幅始终维持在13％～14％左右波动，增幅十分有限。历史地看，上述货币信贷增幅与当前较低的利率水平并不对应，出现了明显的货币松、信贷紧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与几年以前货币松、信贷紧的内在作用机理并不相同。199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银行惜贷、企业慎贷。由于货币信贷下滑是由微观主体造成的，利率变动很难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与过去不同，当前货币信贷增幅有限主要是因为需要贷款的高增长企业往往受到信贷约束，而不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因为效益不佳又不需要贷款。 2004年以来，我国大多数月份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引起社会上出现较大幅度上调利率的呼声。我们认为，利率是否需要调整，既要看货币信贷增长速度，更要看通货膨胀率。特别是后者，它也是货币政策服务的终极目标。目前为止，我国货币增长仍然低于2005年中央银行15％的谨慎增长目标，很难为加息提供事实依据。与此同时，考虑到今年物价水平调控目标是4％，那么CPI单月同比超出5％且环比为正可以成为我们连续小幅加息的根据，CPI连续3个月同比超过5％可以成为我们连续大幅加息的根据，而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之所以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加息时机还不成熟，是因为目前信贷管制捆住了利率政策的手脚。 毋庸置疑，在宏观调控中采用一些信贷管制措施是必要的，对于迅速遏制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往往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类方法仍应尽量少用，并且在时机允许条件下需要用相对市场化的措施来替代。这是因为，信贷管制在调控过程中往往要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个体的经营行为，与我国市场化改革总体思路并不兼容。其次，既然信贷管制措施为人所定，一段时间过后就难免碍于各方利益和人情而最终流于形式，调控效果往往很难持久。也就是说，我们宜尽快放松信贷管制，注重采用相对市场化的利率手段来解决当前经济中出现的矛盾。事实上，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然强劲条件下，放松信贷管制的结果会一定程度导致货币信贷反弹，而这正是利率手段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