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正式、公开、全面地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前后持续了近六年时间，有28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参与其中，涉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历时之久、人数之多、任务之重、影响之大认识此问题，“三支两军”无疑是国史、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史学界认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论，大多集中在对背景描述、过程梳理、效用评价上，而对它兴起的原因则涉及不多。本文拟从现实、历史和思想渊源三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现实原因：稳定混乱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从现实原因看，“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运动逐步升级、动乱逐步加重、军队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物。 1966年5月，发动“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试图以“文化领域”的思想批判为突破口，夺取党、政、军和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注：《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随后，全国各部门开始按照《通知》精神部署本部门的“文化革命”工作。5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政治批判文章，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少数人的领导职务等方式而展开的。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这些方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所以当他看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认为找到了一种开展运动的新方式，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大字报的内容。随即，以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为主力军，以各种“学术权威”和各类“牛鬼蛇神”为“革命”对象，以大字报、大批判、游行示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靡全国。面对形势的变化，6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进行；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21日，中央军委下发军队“文化大革命”“六条指示”，要求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月8日，总政治部要求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于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赞颂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界定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特别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但现在已经成了勇敢的闯将革命青少年。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千百万“红卫兵”走出校园，冲向社会，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旧习俗”，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干部、各界名人。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形成“大串联”浪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要求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未经批准，不能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9月3日，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9月23日，军委常委会要求各大军区工作重点应立即转到抓好部队工作上来，保证部队正常秩序（注：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页。）。然而，10月5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下，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不得不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取消不与军校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党全国公布，全国兴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2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出了有关工交系统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由此从大中城市的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向生产领域扩展。受此影响，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冲击军委、总政等机关，甚至发生了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恶性事件，军队战备受到严重干扰，军队内部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但是，军委和总部的大多数领导依然坚持把混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1月13日、29日，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在两次军队院校师生和文化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上，义正辞严而又苦口婆心地告诫、劝说与会者分清是非敌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使不少军队院校师生受到了教育。
